班固写董仲舒传时作了一个概述：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这未免太抬高他了。实际上武帝时“独尊儒术”的许多举措是在贤良对策的前后实行的，初置五经博士是建元五年；“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是在元朔五年；“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似在对策之前，而“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3]（武帝纪），又是元封五年之事；汉代立太学的问题，有待详考。总之，董仲舒在当时作用不可估计过高。但是武帝时的“对策”举措，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
    （三）石渠阁“会议”的意义
    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阁“会议”，在汉代学术史上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一个重大举措，但未被引起足够的注意。《汉书·宣帝纪》只有一个简略的记述（其实很多事在本纪中的记载都很简略）：
    （甘露三年三月）诏诸儒讲五经异同，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粱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
    此事萧望之本传无记载，其他参加者散见各处，《西汉会要》卷26大体集中了一些资料可以参考（其所记文字与各传小异）：
    韦元成拜淮阳中尉，受诏与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类其对。（韦元成传）
    施雠受王孙易为博士，甘露中与五经博士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本传）
    梁邱临传货易，甘露中，奉使问诸儒于石渠。（梁邱货传）按：临乃货之子。
    欧阳地馀传尚书，为博士，论石渠。（欧阳生传）
    林尊为博士，论石渠。（本传）
    周堪与孔霸俱事大夏侯胜，论于石渠，经为最高（本传）
    张山拊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本传）
    张生、薛广德，以鲁诗论石渠。（王式传）
    戴德号大戴，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孟卿传）
    闻人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同上）
    刘向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本传）
    又《汉书·艺文志》中有：《五经杂议》十八篇，《书议奏》四十二篇，《礼议奏》三十八篇，《春秋议奏》三十九篇，《论语议奏》十八篇。本注皆注有“石渠论”字样。
    所有讲论内容集中起来，如果是一次的话，那是要多少天时间才能完成的。也许宣帝甘露三年确有一次集中的较大规模的讲论经义的活动，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材置左右。”[3]（楚元王传）但是讲论义经之事，小规模的常有，这从《儒林传》等记载中可以看到，不必多说。
    那么石渠阁这次讲论经义的意义何在呢？宣帝之时，经学主导的地位基本确立了，经学发展得很成熟了，师法家法发展得很厉害，各家各派的经学都有要争自己的地位，争立博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
    黄龙元年是宣帝的最后一年，未见具体记载，也许就是指宣帝时期。具体的只见上述甘露三年的记载。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和《谷梁春秋》几个博士。实际上与梁丘《易》同时的施、孟《易》也是立了博士的，（见《儒林传》）。又如上述大、小戴是“以博士论石渠”的。总之宣帝时增设了一些五经的博士。《谷梁春秋》增立博士的具体情况，《瑕丘江公传》有所记述：
    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此处似又非石渠），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谷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