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最后两句“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不好引用。“因阴阳之大顺”的基础是相同的，当然具体阐述并不相同。兼综各家的思想也是相同的，当然采、撮的具体内容又有所不同。时移事异的认识，在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是有反映的，提出“更化则可善治”（注：以下不注之引文均见《汉书·董仲舒传》。），他的“改正朔，易服色”主张，实际上是“与时迁移”、“立俗施事”，不过打的是“顺天命”旗号。他是说过一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一句维护统治的抽象的话，重点是“天不变”，统治的“道也不变”，其所说的“道”也比较抽象，但是维护统治之道的思想又是明确的，如他所说：“道者所由适于治道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
    黄老新道家是“为治”，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也是“为治”，一个“治”的好景不长，一个逐发展成影响二千年的统治术。结果不同，从学术思想、理论本身看，后者有较多的理论阐述，有较切实可行而且影响很大的有力措施。这种措施即董仲舒反复强调的礼乐教化：
    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
    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是历代统治者反复实施教化所促成的，教化对于人的浸润（渐）、砥砺（摩）之功效是不可估量的。
    儒家与道家关于思想统一之主张不同，其结果不一。关于主张的不同，我想重复一下我曾引用过的一个鲜明对比。《淮南子·原道训》和《礼记·乐记》有两段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讲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如何解决这种对立引起之大乱，《礼记》的结论是：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而《淮南子》却大谈心性修养，结论是：
    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高诱注：不以身为物役，不以情欲乱中和之道也）。……是故有以自得之也（高注：自得其天性也）。
    一般的人都不是圣人，“人欲横流”无世不有，后世一些高谈心性修养的人也禁区不住“人欲”，只有礼、乐、刑、政并用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儒家的这些主张和思想，取代黄老的统治地位，就是必然的了。
    据上所述，学术思想的发展，有较明显地趋同和整合趣向，并且有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那就是前述种种客观的条件和原因，特别是统治者的有关举措与重大活动和事件的影响，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统一。内因，那就是学术各派自动的调整，这方面在汉代比较突出，有必要稍为多说几句。
    学术上有不同派别是客观存在的，同一大派别中也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之现象[15]，更不稍说汉代经学中的众多师法家法了。不同派别争鸣，似水火不相容。矛盾尖锐的时候有，但从长远发展看，趋同性更是根本性的，乃至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分出什么真正纯粹的哪一家思想，所以有人怀疑分家是否必要？不过派别之分在汉人甚至在先秦人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必从否认其是否存在方面去作文章。至于不同派别的趋同性，在汉人那里是越来越有明确的认识，知道其同源异流，知道其目的和作用都是相同的，“皆务为治”。这方面，司马谈的论述已在前面说了，还有班固的论述也值得再强调一下的，他对于诸子百家的总看法是：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注：这是他《艺文志》分录的十家，还未包括兵家，而在这话前面，他也有“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的说法。”“众多”意思的“百家”之说是客观存在的，《庄子》等书中也有。）。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或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俞于野乎（师古曰：俞与愈同，愈，胜也。）若能修六艺之一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这大段的征引我想并不多余，比较集中的反映了汉人对“群经诸子”学术发展的看法。班固是一个儒者，生活在“经学时代”，还参加过白虎观会议，整理过《白虎通义》，他以《六经》为根本，这是不足为奇的。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诸子也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可说是汉代学者长时间形成的共识，例如“一致而百虑”，首先是司马谈论述的。而关于百家学说思想“相灭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的论述，应该说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认识。学术的趋同性正是由这种“相反相成”、“相生相灭”的规律而产生的。并且明确认识到各家各派应该“舍短取长”，这是肯定趋同的方法，即他所说的“兼儒、墨，合名、法”，或者司马谈所说的“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学术上之所以能趋同，因为它们“同源”、“同工”，在保持自己特点的同时，取它之长补已之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思想，面貌可以一新。汉代先后出现过以黄老为特色的新道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有的学者认为还有以贾谊为代表的新法家（注：参阅萧箑父先生为拙作《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所写序，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明显是学术思想整合的突出表现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