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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学术的历史地位(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 熊铁基 参加讨论

另一大类就是“诸子”,这是次于“经传”的一类,序文中有“下及诸子传说”之言。“诸子略”虽然只列了“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巳。”(大约“小说家”属于“传说”之类,不能与其他九家相提并论。)其所强调的是“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其“诸子略”虽只列了九家、十家,实际上“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均应归于“诸子”,所谓“诸子百家”,实际上这几略的图书,后世都收在四部的“子部”之中,这是无需多论的。
    至于“诗赋略”的独立,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诗赋这种后世称为文学的东西,有言志、风谕之类的作用,古代诗歌集《诗经》巳被列为“六艺”之一了,另方面从屈原以后的诗歌和赋(“不歌而诵谓之赋”)日益增多,并且如同扬雄所谓“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师古曰”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所以如同《后汉书》之于“儒学列传”之外增列“文苑列传”一样,诗赋又单列一略了。
    总之,以经传为主体的这种图书分类,应该是汉代经学地位日益提高的反映。
    其次,我们要谈汉代各种书籍形成和流传的情况。也先从经传讲起,《书》经的例子是比较突出,也是比较典型的。《汉书·艺文志》写道: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
    类似的记载不少,大同小异。我们要说的是初始情况,《史记·晁错传》正义写道:
    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
    伏生的《尚书》从哪里来?其本有无问题?战国时期必有一些变化,这些且不说它。晁错所读或者所笔录下来的,可以肯定不会是伏生壁藏书的原貌,有十分之二、三是晁错弄不清楚,而是“以其意属读”的,其中晁错的理解就不可能与原文完全符合。因此,所谓伏生的《尚书》,只不过是晁错审定、记录的《尚书》。以后欧阳、大小夏侯的一传再传,那都是汉人理解的《尚书》了。至于今古文《尚书》及其真伪等问题,都是发生在汉代的。先秦的《尚书》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说,但也并非毫无希望,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中就有一些有关《尚书》的文字,显然是与传世本有所不同的。或者什么时候出一个较完整的真正古文《尚书》,那当然是大好事。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能否定自汉以来传世的《尚书》,甚至可以作更好的比较,作更有意义的学术思想史发展的研究。
    其他经传诸子书籍,基本情况莫不与《尚书》相同,当然也有具体的不同。例如《周易》,因为被认为是占筮书,不在秦王朝禁、焚范围之内,与其他经子的流传要顺利一些,但流传中自然也有变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出土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易经》残本,虽卦名和今本相同,但次第颇不一样,字形也有不同。汉代流传的本子,早期的《杨氏》、《蔡公》……古五子》等等,以及施、孟、梁丘等人的章句,大都亡佚了。但是易学在整个汉代学术和思想文化中是有着重要地位的。汉人关于《周易》的解释离不开“象”、“数”,随着时势的变化,也不断变化。
    再例如《诗经》,也和《尚书》不同,《汉书·艺文志》说:
    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这关于《诗经》的概述最为简明。首先是“遭秦而全”,这“全”是相对其他经而言的,原因是“以其讽诵”,本来经传诸子大多是口耳相传的,大约因为诗歌可以吟唱,有韵,易上口,易背诵,所以能够比较保存得“全”。但是汉初就有所谓齐、鲁、韩三家相传,也是有几个不同传本,至于其解释,班固已认为“咸非其本意”。毛公之学当时虽未提立于学官,但后来传世的却是毛公的传本,所谓《毛诗》,是汉代的本子。
    至于礼、乐二经,绝对只有汉人纂辑之书,虽有周公制礼作乐之说,但最多也只会有战国时形成的作品,到汉代重新纂辑,甚至汉人创作的东西。后世见到的是汉代成书的《礼记》、《乐记》之类。
    春秋一类本是史书,按照秦王朝的“史官非秦纪皆烧之”[2](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史书是会有些保留的。但是和其他书籍一样,民间口耳相传的书,乃至冒险私藏的书,是无法禁绝的。《左传》可能有战国古本,有汉初张苍献《左传》一说,《汉书·儒林传》也说张苍、贾谊等人“修春秋左氏传”。张苍作为秦朝掌管图书的御史,手中有《左传》是可能的,至于“(贾)谊为《左氏传训故》”[3](儒林传),是否受之于张苍有待再考。还有“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3](儒林传)这类的记载,表明以传诗为主的申公也兼及它书的传授。然后,《春秋》及三传之所以得传,除了一般的书皆有口耳相传者外,恐怕因为《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有更大的作用,三传赖《春秋》经以传,但均为汉人写定,也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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