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东汉时期各朝之举措，多习武帝故事，石渠故事，沿着一条成熟的也是日益僵化的路子走下去，创新性不大，不好的因素日益突出。这方面，白虎观会议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记载较多，而且有一本较完整的《白虎通义》留下来供我们参考，《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
    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
    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诏书列举西汉以来，特别是宣帝以来的一些重大举措，沿袭“甘露石渠故事”，决定召开白虎观讲论会议，可说是“按既定方针办”。会议结果形成了《白虎议奏》，即今存之《白虎通义》。过去的记载虽稍有出入，大体上是当时诸儒的议奏和章帝的裁决，最后“令固撰集其事”[6]（班固列传）而成书。
    关于《白虎通义》，有的学者认为：“白虎观所钦定奏议，也就是赋予这样的‘国宪’以神学的理论根据的谶纬国教化的法典。”[9]（p225）有的学者称之为“皇帝钦定的经学教科书，在汉代具有很高的权威性。”[10]（p141）前者特别强调其庸俗性和反动性，主要问题是大量援据和运用谶纬，甚至认为《白虎通义》“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9]（p229）这里无需具体引述，该书“稽合图谶”，以谶纬解经，是非常明显的。
    之所以要讲论经义，是因为经学的大发展，而《五经》经义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师法家法的许多不同，又产生不少歧异之义。从统一学术的角度看，通过讲论统一经义，是有先例可循的。不同的是大量采用谶纬解经。纬书的产生，除了统治者的爱好，提倡之外，经学本身僵化发展也是原因之一。因而庸俗性、反动性就突出了。这是“物极必反”，是经学由盛而衰的转变。
    不过，这里也该说明一下，纬书、谶纬之学，在学术史上也是有一定地位的，不能简单的打倒！其中也有不少内容值得研究，谶纬不但对政治有影响，对哲学、历史都有影响的，其中有不少哲学思想，有不少历史资料，甚至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最后一点，以经学儒学为主体的汉代学术，经统治者的提倡，在西汉后期日益成熟，到东汉又由盛而衰。事实表明，学术方面的发展变化，有时候会因统治者的举措，起导向、影响作用；但学术本身的因素，特别是学术思想的日趋成熟，其发展统治者也无法控制。学术、特别是学术思想的许多变化，在东汉时期，特别是东汉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学者们已注意到的，如对汉末荆州学派的研究、对荀悦的研究、对汉代艺术精神嬗变的研究等等，都能说明这种变化。
    三、学术思想的趋同与整合
    从前两部分汉代载籍整理和经义讲论的记述看，后世流传至今的群经诸子，都是汉代的东西，是汉人传授、整理过，甚至重新编定的东西。如果充分认识这一点，今日的新发现，发现战国或者汉初许多程度不同、差异颇大的某些经书或子书（包括早已失传或者不知其名的经和子），那就并不奇怪。例如，历来只看到一本并非原本的《孙子兵法》，乃至孙膑、孙武争论不休，银雀山竹简中两种都出来了，疑问因此而解决。这不正是汉代整理产生的结果之一吗！如前所引《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兵书整理的情况，先是张良、韩信等人从当时流存的182家中“定著”35家，后为诸吕所窃取，武帝时军政杨仆作过一翻搜集，已经就很难完备了。到西汉末成帝时，命任宏整理兵书，只有四种。这后者当即与刘向一起所作的工作，到班固作《艺文志》时，虽著录“兵书53家（实56家），790篇（实806篇），图43卷（实50卷）”，但几乎全部亡佚，只剩下孙子、吴起、尉缭等三个残本。关于兵书的整理，可以作一篇不小的文章，这里就不详说了。但是，很典型的说明我们所强调指出载籍流传中的亡佚问题。
    从学术来说，比书籍版本不同问题更重要的是学术思想问题。
    经学在汉代学术中占主导地位，也可以说占统治地位。如上所述，也众所周知，这是在汉代形成的。经学成为儒学的代名词，或者如有的学者所说，儒学是以经学的形式存在的，它“成为官方的御用之学”[11]（p328-330）。本来是“百家之学”之一的儒学、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本来是各家共用的六艺、五经，似乎为儒家所独占。一切变化都发生汉代。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术”，这实际上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就曾提出过[12]。这一问题确有深究之必要。至少有两点要明确指出：
    第一，记载中有关“抑黜百家”的言论主要有两处，一是武帝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3]（武帝纪）看来是实行了的，不过主要是法家和纵横家之言，而且当时还是崇奉老子的窦太后当权。另一个就是董仲舒贤良对策之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3]（董仲舒传）有何“绝其道”之措施？有待进一步考索。在汉代百家之学是否“微不足道”（吕思勉先生说），实在是一个大可研究的问题。且不说汉初的道家之学大行其事。整个秦汉之世的“百家之学”，吕思勉先生作了较多的蒐集，然后结论说：
    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12]（p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