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党大规模的残杀共产党，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无论其具体的政治取向如何，一般都是不赞成的。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当了解到国民党的残暴时，竟也难以抑制愤怒，他说：“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方面，我的朋友之一，他就亲眼见到过军队中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情……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的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播下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于一切人记忆中而已……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他结果。”（注：沈从文：《丁玲女士被捕》，《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1933年6月），第12-13页。）也许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人们对国民党的这种愤怒和痛恨，沈从文这样“文弱”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一般青年人便可想而知。即使把共产党看做“建国障碍”的“再生”派，也不认同国民党的残杀行为。他们声称：“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我们相信惟有理性可以征服人，可以劝化人，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是采用思想斗争的方法”（注：“再生”记者：《我们与他们》，《再生》第1卷第10期（1933年2月），第1-14页。）。胡适还深刻地体察到，共产党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信仰问题。“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注：胡适：《武力统一论》，《独立评论》第85号（1934年1月），第5页。）
    从反对武力统一的主张出发，丁文江提出，“国内政权军权的分配一切暂以维持现状为原则”，中央政府“应该暂时放弃他统一的政策”（注：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第2-4页。）；他还暗含责备地呼吁，“假如我是蒋介石”，“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惟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注：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第5页。）。徐炳昶的主张是，先制定“耕者有其田”及改善劳资关系的法令，然后，“令剿共军事停止攻击一月，由政府制定恳切的解〔声？〕明书，由飞机散布于共产各区域，如一月内来归者，即同平民。以后如有共产信仰，即可出席国民议会，用法律手段，争此权利”（注：徐炳昶：《和与战（西安通信之一）》，《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第24-25页。）。不管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或共产党是否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主张国民党先采取行动即停止武力镇压。显然这包含同情弱者的一面，同时这也提示了在国共战争中，他们首先反对的是国民党。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很少单纯地去谴责共产党，倒是以其谴责国民党的较多。早在1930年，罗隆基就曾说，“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政治成绩的失败，下级党员的失德应负责任”（注：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新月》第3卷第10期（1930年12月），第1-18页。）。丁文江和胡适认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齐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注：丁文江、胡适：《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第2-4页。）。对此蒋廷黻表示认同：“共祸，我敢大胆的说，大部分是官军和官吏造成的。打了两年还未打清是因为官军和官吏一面剿共匪，一面造共党。”（注：蒋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独立评论》第47号，第5-6页。）从另一方面看，这说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同共产党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种认同也许来自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毛子水曾听一个“和共产党没有关系”的老同学说：“照现在的情形下去，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你看现在在酷烈的太阳底下工作的人，整天汗流浃背，仅得些微的工资。如果他们幼时的境遇好一点，聪明智识，未必不胜过我们……这实在太不公道了！共产主义对于这班人，真所谓暗室明灯。若政府不急切从人民生活上着想，速谋劳力和享乐的机会均等，速谋增加人民的生产力，则共产主义，势必如燎原之火。”（注：毛子水：《南行杂记》，《独立评论》第18号，第17-18页。）
    从《独立评论》上的一些文章来看，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农村的土地问题。蒋廷黻说，“中国乡村的共产问题大部分是政治经济的，而其中心就是土地的分派”（注：蒋廷黻：《对共产党必需的政治策略》，《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第6页。）。因此，土地问题“是个迫不及待的政治问题”，“这个土地问题不仅发生于匪区，不过匪区更加急迫。其实这个问题是全国皆有的。耕者有其地是当代的一个大潮流”（注：蒋廷黻：《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独立评论》第47号，第5-6页。）。对于解决的办法，他提出先承认共产区域的土地现状，“平均地权是必须的一端，且在共产区域是入手的一端”，然后在全国逐步推行“耕者有其地”的“大改革”（注：蒋廷黻：《对共产党必需的政治策略》，《独立评论》第11号，第7页。）。徐炳昶也意识到“土地问题”的急迫性，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赶紧解决，那共产党就不必说剿，也无法剿”。不过，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更具体：“立法院应该毅然决然宣布从今日起，惟耕者始能有其田。地主买卖权利当然完全取消……救济地主的办法，就是田虽属于耕者，而对于地主，最近还不能完全断绝关系。如果为十年内所置地产，即责其于二年内用原价卖与自耕农；如不肯买，在二年后，即完全归耕者，与地主断绝关系。如系祖业，则依累进法大减田租……每年递减……十五年后，完全减尽。”（注：徐炳昶：《和与战（西安通信之一）》，《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第24-25页。）这是一个温和的带有理想色彩的解决方案，问题是当时根本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其实，国民党何尝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只是对于这样一个工程巨大的社会改革，它有心无力；其外部环境和内部利益冲突使它的“作为”很有限，同时它也没有决心或勇气去承受这种大变动所可能带来的剧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