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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之一)(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研究》 张太原 参加讨论

二世风与语境:30年代中国的学习目标和榜样
    进入近世以后,向“外国”学习,成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愈来愈凸显的时代课题。开始学习的目标,主要是以近代“资本主义”为中心内容的西洋文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曾一度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然而,一战的发生与巴黎和会的协议,使人们原来以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来救国强国的理想破灭了,中国人的思想趋向自此发生了迅速的扭转,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了一个带贬义色彩的名词。
    罗志田曾在多篇论文中提及,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并不那么“进步”的思想界人物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周作人等,都同样表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厌弃。那么此后经历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则更不抱任何希望了。与丁文江讨论“中国出路”的季廉指出,“现在资本主义早已踏上没落的阶段”,“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注: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第1-3页。)。在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时,《申报月刊》的一位作者说,“一般明了资本主义罪恶的人”,“一定是不主张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注:孙静生:《产业革命与中国》,《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第20页。)。一个为胡适所欣赏的《独立评论》投稿者申寿生,把当时资本主义的“落魄”说得更为形象,“只要看现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明地里,不敢直表白其意向的那种狼狈相,就可明白一时代的主干思潮,一时代的要求,其力量之伟大了”(注:申寿生:《试谈专制问题》,《独立评论》第86号(1934年1月),第8页。)。
    与资本主义名声扫地相对照的,是社会主义威望的激增。社会主义的流行源于五四时期。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种危机,一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向来为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思想体系崩溃了,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精神支柱;二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向往的西方文明也“破产了”,人们又失去了刚刚寻到的精神寄托。这两种精神危机的出现就为社会主义的风行准备了土壤。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年,第368页。)。在它们的演进过程中,即使曾被认为“反动”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注: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43页。)。特别是到了30年代,这一潮流已变得相当普遍和深入。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注:参见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第127-172页。)。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注:王造时:《中国社会原来如此》,《新月》第3卷第5、6期合刊(1930年8月),第25-30页。)这表明到“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注: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第127页。)。即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张东荪指出:“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注:张东荪:《阶级问题》,《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月),第1-19页。)
    至于30年代的“一般青年学生”,更是“并非少数的喜读马克思”(注:希声:《识了字干吗》,《独立评论》第41号(1933年3月),第15-16页。)。不仅是大学生,即使中学生谈起马克思主义也能头头是道。陶希圣在山西这样一个内地省旅行后写道:“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去讲了一回。随后几位很努力研究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学的十五六七的学生来谈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有:1.中国革命应当由那一个阶级领导?2.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注:陶希圣:《太原见闻记》,《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第16-17页。)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喜好之普遍与深入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有人慨叹:“吾国今日青年学子似已尽在若辈掌中教育陶铸。”(注:揆予:《现代政治思想与中国政治》,《大公报》(天津)1932年3月28日。)
    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注:转引自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933年12月,第3页)。)。“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表明3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此外,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却总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力量,不断地获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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