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与赞许”
    20年代以后，尽管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已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由于双方有着“同出一辙”的历史渊源，那种“天然”的好感，在一定的语境中时常会重新泛起。30年代，国民党的“党治”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但是它对社会的控制，还远没有达到无所不至的程度。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国民党的舆论口径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言论空间。这一空间正是《独立评论》可以发表对中共“独立”态度的条件。
    这一时期，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与中共失去了直接联系。然而，由于“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注：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独立评论》第51号，第5-14页。），“人人心目中，无时无刻不有此问题在”（注：社评：《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天津）1933年4月2日。），因此，他们对中共关注的热情却有增无减。毛子水在一次南行时，本没有打算回老家，而“忽闻共军洗劫临近家乡”，“遂决意顺道”回老家一行，以“搜集些关于共产党的真实的消息”（注：毛子水：《南行杂记》，《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第17-18页。）。这表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是不相信“国统区”对共产党的一般报道和传闻的。
    《独立评论》上经常有一些关于学理或现实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一次是在丁文江和黄平凡等人之间进行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很能体现《独立评论》对中共“所持主义”的了解程度。丁文江“自信颇了解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斯的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他承认，“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包含大部分的真理。许多思想制度都是经济制度的产儿，谁也不能否认”（注：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独立评论》第51号，第5-14页。）。徐炳昶的认识与丁文江大致相当，他说：“唯物史观的论理，我觉得它大体是对的。我说它大体是对，是承认它有个百分之九十几的是处。”（注：徐旭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独立评论》第87号，第10页。）但是丁文江又说，“经济制度能产生思想，思想也产生经济制度”（注：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独立评论》第51号，第5-14页。）。对此黄平凡却不表认同，他说：“马氏唯物史观以经济制度之发展为历史进化之依归……一定之物质环境产生一定之思想则是，若为一定之思想能产生经济制度则大谬。”（注：黄平凡：《读〈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后》，《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第17页。）
    在剩余价值、阶级分析、暴力手段、革命前途、第三国际等问题上，黄平凡和丁文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丁文江的结论是，“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而黄平凡则对整个马克思学说不持异议，相信“共产主义之真理”。尽管他们还都指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他们却不能不面对“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存在这一事实。既然部分或全部赞同共产主义，那么对为共产主义而革命的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完全予以否定。事实上，《独立评论》中许多文章都表现出对中共一定程度的同情。
    丁文江和胡适共同完成的一篇时论认为，共产党是有“主义”的政党，而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注：丁文江、胡适：《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6月），第2-4页。）。既然是有主义的政党，就有存在的必要，因而他们反对国民党对中共的武力镇压。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贯主张，早在1926年高一涵就曾说过：“凡是用战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总是我们所绝对不能赞同的；凡是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都是我们所相对默许的。”（注：高一涵：《政局的前途》，《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第3页。）国民党实行“清党”时，周作人曾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以思想杀人”（注：周作人：《谈虎集》，北新书局，1936年，第623-624页。）。胡适也因此与参加“清党”的吴稚晖及国民党交恶。1930年，胡适再次表明了对内争的主张：“唯一出路是和平，--立刻要和平，无论什么代价的和平，和平的代价无论多大，总比战争便宜的多，这是绝对的真理。”（注：胡适：《致〈时事新报〉记者》，1930年9月2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