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大部分自由知识分子，把学习苏俄的希望仍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是，当国民党不能实现他们的希望，而共产党按苏联群众运动的手段，解决了他们所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时，就会很自然地使他们对共产党产生某种程度的同情，至少是认同于共产党的某些社会目标或某些社会效果。况且，他们中一些人基于对社会现实的厌恶，还真的渴望中国发生像苏俄那样的革命。与胡适关系密切的陈衡哲曾说：“苏俄现在最期望的，乃是在世界各国创造一个‘紧急的革命形势’，而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乃是创造这个形势条件最完备的国家！”（注：陈衡哲：《掀天动地的革命》，《独立评论》第2号（1932年5月），第20页。）徐炳昶（旭生）也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俄国革命以前的情势，确异常相像”（注：徐旭生：《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独立评论》第87号（1934年1月），第10页。）。在这种舆论所形成的思想环境中，即使再怎么说共产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很难使青年不对共产革命产生向往并跃跃欲试！即使论说者自己不去参加共产党，也难以说服那富于理想的青年不去“赴汤蹈火”！何况丁文江这样的人物还声明：“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要做共产党。”（注：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第5页。）
    30年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深入，及苏俄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之提升，还突出地表现在人们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角度和重心发生了变化。即使一向被认为脱离下层人民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这时也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劳动阶级和农村。那么在农村和劳动阶级身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
    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乡下是暗无天日的活地狱，是纯粹的中古社会，到处人吃人，一个剥削一个，一个压迫一个……世人压迫与被压迫的两极端，都是在乡下。世上最可怜的莫过于乡下的弱者，最凶恶的莫过于乡下的强者”（注：董时进：《乡下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独立评论》第47号（1933年4月），第17-19页。）。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是如此。有论者说：“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僻远的乡村，农民不但有田而不肯耕耘，或耕耘而不敢收获，连房舍都卖掉……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目今农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终点，将有爆发之虞。”（注：守愚：《复兴农村与农民负担》，《独立评论》第66号（1933年9月），第4-5页。）
    1933-1935年，《独立评论》上刊登了一批反映全国各地农村痛苦及危机的文章。其中，农村破产“已经成了普遍的呼声”（注：关玉润：《农村经济一夕谈》，《独立评论》第132号（1934年12月），第11页。）；社会学家吴景超也承认，“农村破产，在中国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注：吴景超：《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大公报》（天津）1934年9月9日。）。可见，当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来解决农村问题的时候，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农村，并且得出了几乎与共产党相同的结论。毛泽东曾说，“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卷，第101页。）；“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0页。）。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问题的认知竟是如此一致，这一前人较少注意到的事实很值得玩味。这种认知上的一致，不可能不影响自由知识分子对当时主要在农村进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由此看来，农村破产的现实是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大语境，在这种语境下“恨富怜贫”就成为时代的潮流。1933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卷，很能说明这一潮流的普遍和深入程度：“本年清华大学入学试验，平沪两处参加的共二千二百多人……这回的题目是《苦热》、《晓行》、《灯》、《路》、《夜》，考生只要选作一个，文言白话均可。但作文言的很少。五题中选《苦热》的似乎最多，其次是《夜》，又次是《晓行》；选《灯》、《路》的最少。”这表明当时的青少年对于现实的主要观感是苦热和黑暗，而很少人能看到光明与出路。朱自清在判完试卷以后感到，“恨富怜穷的思想，是这回南北试卷里的普遍思想。”一考生注解说，“读诸杂志上谓时代渐趋于普罗文学，生遂追时代潮流”。朱自清评论说：“‘时代潮流’这一句话，我想可以说明这回卷子里大部分恨富怜穷的思想。我们知道这是近年来最流行的思想，‘诸杂志’确是多说的这个。青年人谁不怕落伍？怕便非‘追’不可。”（注：朱自清：《高中毕业生国文程度一斑》，《独立评论》第65号（1933年8月），第9-10页。）作为生长在当时中国两个最繁华城市的中学生，竟也有这样的思想；或者本没有这样的思想，却因害怕落伍而不得不追随这种思想，这足以说明一个时代的“主干思潮”的魅力了。
    何止是青年？即使已“迈入老朽”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也不能不受这种潮流的影响，进而产生一种激进的心态。蒋廷黻说，“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乡村问题……中国乡村所需要的不是小改革，是大革命……我们不换乡村的统治阶级能执行乡村改革么？”（注：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74号（1933年10月），第8-11页。）更有甚者，则直接鼓吹“彻底的革命”，称“中国何曾有过一场真正彻底的革命！……要建设新的，就要把旧的打破；要保留旧的，新的便不能建设”（注：翟象谦：《建设问题》，《独立评论》第98号（1934年4月），第9-11页。）。可见，30年代，新旧不能并立仍存于一般“士人”的头脑中。需要说明的是，自由知识分子所谓的这种“革命”或“破旧立新”，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在急于改变现实的心态上和取径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自然也不能不影响到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如果说20年代，相对于资本主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那么30年代，相对于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则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干思潮”；如果说20年代，不少人对“以俄为师”还充满些许疑惑，那么到30年代，学习苏俄则成了中国社会各界普遍的观念。在一般人眼里，社会主义是那样地富有引力，苏俄是那样地令人惊羡，然而反观中国，却到处是不尽如人意，尤其在农村，农民破产已成为社会中一般人的共知。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激进情绪。
    受这种世风的影响，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得更为复杂和矛盾，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曾留学欧美，饱受了自由主义的洗礼，在情趣上他们是喜欢自由主义的。胡适曾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74页。）然而社会主义的潮流及苏联的崛起，又使他们在价值取向上，不能不倾向于社会主义，并且为了国家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成为一个新民族，他们甚至还甘愿做出一些牺牲（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第353页。）。事实上，从价值选择的角度出发，一些自由主义者受当时“世风”的影响已相当深，在“激进”的道路上已走得相当远，如上所见，他们在关于中国的学习目标上、学习榜样上、社会状况的认识上及改造现实的取径上，都与马克思主义者有诸多的一致，这些“一致”正是自由主义者在《独立评论》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评论的“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