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如果说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要大于联合，大致是不错的。即使从马克思主义者行文的措辞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凡是提到“联合”的时候，都“欲言又止”、有所保留或预设种种前提；而凡是在批判的时候则洋洋洒洒、气势汹涌。如果说陈独秀因私人关系，对胡适还比较客气，仅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则不畏忌惮，淋漓批评之余，还往往给胡适抹上一种特别色彩。蔡和森指责胡适等“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论家”，“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向导汇刊》第1集，向导周报社，1924年，第13-16页。）。恽代英认为，至今尚有人把美国看做“中国唯一之友邦”，系因胡适等人为美帝国主义“说辞”（注：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广东青年》第4期（1926年6月30日）。）。邓中夏在谈到《努力周报》时，说它“公然与美国花了三千万银子雇派的许多牧师、记者、侦探、顾问等向我们所做的亲美宣传一鼻孔出气……其所造罪恶并不在梁启超、章行严之下”（注：邓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第6-7页。）。前文提到，胡适曾把梁启超等人划做“他们”，而称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在这里，邓中夏则把胡适从“我们”中推出去，和梁启超同划为“他们”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说胡适仍一味地“求同”，却也不符合他的性格。况且，胡适的实验哲学应用在政治上，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不承认根本的解决”。而当“根本改造”日益成为风气的时候，自然地就会对他形成一种压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注：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虽然他主要针对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显然也在批评之内。后来在联省自治、蔡元培辞职及“科学与人生观”等问题上，他都和陈独秀等人有过激烈的争论（注：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下篇（《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1期）。）。
    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胡适所开辟的自由主义的一套社会发言模式及行为规范，愈来愈鲜明，他逐渐有意地避免与马克思主义者同道，甚至“忍不住”地去与之对阵。1924年9月，胡适在致《晨报副刊》的信中说：“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今日拳匪的鬼运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种现象使我感觉《努力》真有急急出版的必要。”（注：胡适：《〈努力〉的问题》，《晨报副刊》1924年9月12日。）尽管胡适把复古的思想和陈独秀的思想同看做“混沌思想”，但是可以看出，他急于要创造自己的“言论阵地”，去“彻底批评”的主要还是后者。一方面，这是由于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所选择的社会改造道路不同；另一方面，由于在思想领域，纯粹的复古思想已失去市场，那么在“进步思想界”，就产生了一个争夺“思想权势”的问题。
    这种社会解决方案的论争和思想权势的争夺，使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胡适的“左倾”，在走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回转，并且有意在“复古思想”和“新舆论界”之间，塑造不同的社会角色，开拓不同的言论空间。而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形势的复杂和现实斗争的加剧，对“敌”和“友”的问题愈来愈敏感，“友”的范围愈来愈收缩，最后干脆树起了非“左”即“右”、“赤”与“反赤”的观念。无论如何，1925年以后，“我们”与“你们”之间那种既争论又合作的朋友式关系结束了，原来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也不复存在了。自由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社会角色分野，也渐渐变得界限分明了。
    1925年12月，胡适有一封写给陈独秀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他在谈了对自由的理解后说：“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注：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67页。）政见的分歧，竟使向来以优容著称的胡适提出连朋友也无法做了，说明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要彻底地分道扬镳了。不过，这封信并未发出，胡适似乎仍抱有一丝希望。
    就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来看，则更为鲜明和对立。1926年9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有主义、有社会目的之战争”，即“赤与反赤”、“半封建势力与民主势力”之战争。由此他把当时的社会势力分成“两大营寨”：半封建派（反赤的）、民主派（赤的）。他明确地把自由主义者划在了半封建派一方，并认为“两派的营寨旗帜都很鲜明，其争斗亦日趋剧烈，很少有中立之余地”（注：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汇刊》第4集，向导周报社，1926年，第1752-1754页。）。这样，自由主义者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对象之一。
    虽然这时胡适刚刚在苏联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朋友”，由于对苏联的好感，一时似乎又对“少年人”颇抱同情（注：胡适：《致张慰慈》，约1926年7月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80-381页。）。但是，在他历经美国后，这种本来就较勉强的“同情”便很快消失了。他责怪“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注：胡适：《漫游的感想》，《现代评论》第6卷第141期（1927年8月），第13页。）有意思的是，这时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对方与“军阀”或“半封建势力”相提并论。
    到1929年，胡适代表自由主义者明确地宣告了“我们走那条路”。既与国民党进行了分别，又与共产党进行了区分。他不承认在中国有所谓的“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反对武力革命，主张“和平的人功促进”，提倡“自觉的不断的改革”（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第1-16页。）。这里的“我们”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而代表着一个新的群体的聚合，并且有意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看做“他们”而与之划清界限。稍后，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他强调这两种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508页。）。由此来看，在中共把自由主义者定为“革命对象”的同时，后者也自觉地选择了与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相容”的道路。即使从外部观感上，二者也被认为是分道扬镳了。1929年，梁漱溟分析青年对国民党失望后的选择时说，他们是跟着胡适之先生走呢，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注：梁漱溟：《主编本刊之自白》，《村治》第1卷第1期（1930年6月），第21-22页。）显然，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当时已是两条截然分明的道路。
    胡适的这两篇文章，似乎既是对自己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在20年代“参与政治”的总结，又是对他们以后“努力”方向的规范和声明。原来不明晰的事情现在明晰了，原来不确定的道路现在确定了。“我们”似乎要以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这只是“某时某地”的设想，实际的“行”可能远非这样简单。胡适曾批评没有信念的人说：“人家叫我们向左走，我们便撑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们向右走，我们也便撑着旗，喊着向右走。”（注：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29年12月），第1-16页。）如果这里的“人家”是一种现实力量，那么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可以完全不听“人家”的召唤，但是如果这里的“人家”变成一种社会风气和思想环境，那么他们是否完全不受此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