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自由主义者更注重“求同”，胡适在回应中共的批评时说：“我们只要指出这十一条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10期（1922年7月9日）。）。这似乎要约定“你们”和“我们”互不干涉地去共同“努力”。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约定”却明确地不予认同，表示：“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实现，我们殊不愿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注：周恩来：《评胡适的“努力”》，《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第15-19页。）这里的“我们”与“你们”也最能体现双方态度的差异。
    罗志田认为，中共在《二大宣言》中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即是对胡适“约定”的“正面回应”（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这一说法似有待进一步证实。就当时的语境来看，中共由于工人运动的受挫，旨在联合革命的“斗争势力”，因此所谓“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主要是针对国民党而言的，而对于“和平努力”的胡适等“知识阶级”，中共似乎并不怎么看重。倒是胡适对《二大宣言》有“正面的回应”，他在《国际的中国》一文中开篇就说：“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同一篇文章里，他还明确地称中国共产党为“我们的朋友”，并“赞成”《向导》周报“标出”的“两个大目标”（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第22期（1922年10月）。）。
    这种彼此态度的不对等，大概是由于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造成的。陈独秀所代表的“我们”，相信唯物史观为“完全的真理”（注：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2页。），坚持“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注：转引自欧阳哲生《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上篇（《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第4期）。）。因此，在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上，更倾向于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旨在说服。陈独秀就曾说过这样的话：“适之服与不服？”（注：陈独秀：《答适之》，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175页。）；如果说服不了，或进行排斥，或在策略上进行联合，但在信念上是没有对方余地的。而胡适所代表的“我们”，从实验哲学的信念出发，却承认唯物史观包含“部分真理”，并坚持“各行其是，各司其事”；“分工并进，殊途同归”（注：胡适：《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上，更倾向于让对方多一份容忍，旨在寻求谅解。
    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者并不是绝对的反对革命。1921年10月，胡适作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其中竟有这样的词句：“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注：胡适：《双十节的鬼歌》，《晨报》1921年10月10日。）。到1922年，他所要造的“好政府”，虽然还是靠和平努力，但他也说：“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第334页。）这说明胡适潜意识里也存有一种“激进”，当“恶势力太坏”或和平努力绝望时，他即使不亲自去参加革命，大概也会对革命寄予几分期望。
    弄清了胡适的实验哲学及对革命的态度，还可理解在1922年出现的这样一种关系：“胡适论政，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可以说，陈炯明事变前后，胡适与苏俄和中共走得相当近……胡适踏足政坛，虽以《努力》为根据，真正涉及时政大事，似乎更加喜欢与李大钊交换意见”（注：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第86页。）。这里还提示了一个私人关系问题，个人交往对于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不会有什么政见上的影响，但是对于“温情主义极重”的胡适，很难说不会有影响。从另一方面看，尽管中共在主要致力的现实政治斗争方面，没有把胡适一派划在联合范围之内，但是在思想斗争领域，还是比较看重胡适的作用的。
    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上撰文，说胡适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认为唯物史观派和实验主义派，“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因而提议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注：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寸铁（六）》，《前锋》第1期（1923年7月），第67页。）。对于这一主张，邓中夏曾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予以响应，他称胡适等实验主义派为“进步的思想家”、“气味相投趋向相近的生力军”，并说：“我们相信的‘唯物史观’和胡适之先生所信的‘实验主义’结成联合阵线，在现在中国这乌烟瘴气的思想界中不特是必要，而且是应该”。但是，“思想战线的联合”并没有像联合国民党那样，成为整个党的决定。查阅“六大”以前的中共决议及宣言，根本找不到“思想上联合战线”的内容。似乎在个人主张方面也并不是很普遍，难怪邓中夏慨叹，自从陈独秀先生提出“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之后，许多人“未加以注意，于是乎陈先生这句口号也仿佛像‘耳边风’轻轻地过去了”（注：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第6-10页。）。这大概是由于在思想领域，旧势力已成了“死老虎”，“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注：胡适：《致陈独秀（稿）》，约1925年12月，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7页。），因而也就不怎么需要联合起来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