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长征曾把这一时期胡适与中共的关系，定为“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认为胡适等人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注：参见戴长征《胡适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江汉论坛》1997年第6期）。）。这未免有些武断。事实上，由于世风的影响、对苏联的好感及对国民党的不满，胡适在办《独立评论》时期，仍对共产党寄托一份希望，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据罗尔纲回忆，193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胡适曾向他谈及两篇没有用的“《独立评论》稿”，其中一篇“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以前写好不敢发表，昨夜没有稿，想用，看了一遍，还是不敢用。”（注：罗尔纲：《两篇〈独立评论〉稿》，《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139页。）这个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史沫特莱也记得，30年代初在一次与北京“精神贵族”的聚会中，“有一位对我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注：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第59页。）。人上下文来看，说这话的人就是胡适。
    另从1933年底胡适说过的一段话，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的影子：“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建国的事业？……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摘的作用。”（注：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第5-6页。）胡适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招牌”，只要对“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有益，就应该采用，就有存在试验的必要；并且各种主义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努力。这“一切理论主义”自然也包括共产主义，尚且，共产主义是那时的“主干思潮”。其实，主张各种政治势力都应有施行其主张的机会，是胡适的一贯主张，早在1925年，他就曾提出过一种“协商的割据论”（注：胡适：《新自由主义》，《晨报副刊》1926年12月8日，第17页。）。同时，这也是他实验哲学的一种基本态度。他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注：胡适：《致张慰慈》，约1926年7月底，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第380页。）
    既然不否认苏俄试验的正当，而30年代初苏联又有了“一五计划”“试验”的成功，那么由此来主张划一定的区域，给共产党在中国以试验的机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上，丁文江也有过类似的倡议：“只要共产党肯放弃他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注：丁文江：《废止内战的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第2-4页。）胡适的这种主张之所以没有发表，大概与他一贯作政论的审慎态度有关。他认为，“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出来”，“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注：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第3页。）。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去做试验时，东北已落入日本人手中。他似乎是想利用共产党去对抗日本，收复失地。这当然不是他用心险恶，而大概与他内心里崇尚共产党那种“为国家为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关。虽然胡适在理智上，不赞成用革命改变现状或去实现“主义”，但是，他对为此献身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就在他斟酌发表这篇文稿的1934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的文章，该文总结了“最近二十年”的进步，其中把为共产革命而死的青年，与为排满革命、国民革命、抗日卫国而“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同列为人格高尚并促进了时代进步的青年，“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东林诸君子慷慨抗争的是‘红丸’，‘移宫’，‘妖书’，等等米米小小的问题；而这无数的革命青年慷慨献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我们想到了这二十年中为一个主义而从容杀身的无数青年，我们想起了这无数个‘杀身成仁’中国青年我们不能不低下头来向他们致最深的敬礼；我们不能不颂赞这‘最近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注：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独立评论》第117号（1934年9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