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共所要解决的工人问题，《独立评论》中也有一些文章论及。1934年，在国民党公布的劳工政策中，有取消工会的措施。为此，吴景超专门做了一篇文章表示反对。他说：“工人没有工会，他的利益，岂不是失了很大的保障？工人做工的时间加长，但在工资方面，并没有提高，试问这剩余的生产，是归谁获得？所以这个政策，对于劳工是不利的……真想保障劳方利益的人，应当扶持工会，而不应取消工会。”（注：吴景超：《剿匪区中的劳工政策》，《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第6-8页。）有意思的是，吴景超批评的依据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此前，徐炳昶还提出过更彻底的解决劳资关系的办法，主张“对于城市工人亦将其分红之法详细规定。大约工资不宜过高，而分红之额须稍厚。以后逐年增加，务使资本方面获利逐渐减少；三十年后工厂完全归工人自行管理为标准”。在他看来，“田制方面的改革，工人分红办法的制定”，在原则上，“必须向耕者完全有其田，做工者完全有其工厂的方向走”。如果这样做了，“共产党也无须要怎么样剿，自能平定；否则无论怎么样剿，也万不会平定”（注：徐炳昶：《和与战（西安通信之一）》，《独立评论》第52、53号合册，第24-25页。）。
    由此可见，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明显地看到，共产党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虽然他们十分不认同共产党所采取的暴力方法。胡适曾说：“我之不满意于今日‘以暴止暴’的政策者，决非赞成杀人放火，正希望当局诸公进一步作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耳。”（注：胡适：《致吴稚晖（稿）》，1928年3月6日，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68-469页。）然而，在当政者做不到“釜底抽薪”之效时，他似乎又觉得革命的手段并非完全不可接受。这种倾向胡适很少明确地表达，只是偶尔流露在他的“诗外之意”中。他在受邀题叶德辉的“遗札页”时，写了一首“语虽似游戏，而意则甚庄”的诗，其中有两段是：“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注：胡适：《致周作人》，1931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73页。）
    诗的第一段的前两句，并没有谴责共产党杀叶德辉，而是说叶德辉若当权也一样会杀人。后两句把叶德辉当年“誓杀康梁”与共产党杀叶德辉同看做“糊涂账”，这显然有他对二者的杀人都不喜欢都不愿看到的意味。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态度鲜明地反对暴力手段的胡适，在这里为什么“糊涂”了呢？当旧势力的杀人与革命的杀人都不能避免时，他似乎是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他的表面意思是对二者的杀人分不清谁是谁非，但问题是当共产党杀叶德辉时，叶德辉并没有杀人能力，当年“誓杀康梁”也并没有实现，那么胡适对叶德辉的杀人基本上是悬想的，他似乎是在为共产党的“杀人”进行论证。这表明他潜意识里，对于共产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付旧势力，抱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容忍态度。诗的下一段的前两句好像是说，如果共产党杀他，他就屈服。事实非然，这两句的实际意思是说：你们要杀我，我要大笑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与你们弹的原来是“同调”。这里所谓的“同调”，即是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显然包括反对叶德辉这样的“土豪”。诗的最后两句，是对30年来以“杀人”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慨叹，自然包括对“革命杀人”的不满，但从当时的语境和胡适的思想状态来看，主要表达的是对国民党又实行“白色恐怖”的怨意。从中还可发现，在革命面前他确实也有一种对个人安危的担心。
    胡适把这首“意则甚庄”的诗专门寄给周作人，其本身也可印证上面的解读。周作人曾态度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清党”杀人，并嘲讽作为朋友的胡适当时“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注：周作人：《谈虎集》，第288-289页。）。再早些时候，周作人还说过，除“军阀、官僚、资本家”外，“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注：周作人：《谈虎集》，第263-265页。）。胡适把这首诗寄给周作人，显然是在寻找“同调”或“知音”。一方面他认为周能懂这首诗，另一方面也是向周表明他们的思想实有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