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种思想趋向的剧变，一直自认为处于“进步思想界”的胡适，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他说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注：胡适：《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第3-4页。）。虽然胡适仍然有点怀恋“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但他已深感无力于时代的潮流了。其实在30年代，他自己仍对社会主义抱一份热情。胡适晚年回忆说，“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所谓“一班知识分子”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从他说这话时的“当众忏悔”也表明确是如此（注：胡适：《从〈到奴役之路〉说起》，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834页。）。
    伴随着学习目标的变化，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发生了转移。“五四以后新起的一个潮流，就是俄化运动。”1919年到1920年间，“列宁的声望已经很高了”（注：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第43-60页。）。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验，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故吴宓叹到，几千年来孔夫子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已让位于马克思和列宁”了（注：转引自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第88页。）。这正是中国人的学习榜样由美转俄的象征。
    进入3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学习苏俄，更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呼声。“眼看人家的国家好，自己的这么糟，真叫人眼红。那么要好当然只有学人家了”（注：申寿生：《新旧交替时代的游移性》，《独立评论》第96号（1934年4月），第14页。）。这是中国人心态的一种最形象的表达。即使向来凡事都重学理根据的胡适也同意这似乎太简单的道理，“我们从落伍的国家要赶上人家，非但要努力，真还要拼命。苏俄的建设工作便是拼命赶的榜样”（注：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第4页。）。台湾学者张忠栋认为，1926年胡适“自莫斯科西行，经过西欧再到美国，扫除了他一度对苏俄感到的兴奋刺激”（注：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第37页。）。然而，到30年代，苏俄取得的“新成就”，又重新燃起了他对苏俄的热情。他把苏俄看做与美国同样先进，但取径却不同的国家。
    曾受过鲁迅严厉批判的陈西滢，这时对苏俄也颇有兴趣。1934年，他在武汉大学的一次演讲就是专门介绍“苏俄的青年”，他称“苏俄是近二十年变化最多的国家”，说他们的青年“是苏俄的新贵族”，“在物质方面，他们享受许多优先权，在精神方面，他们自命为新国家的柱石……他们头脑里没有饭碗问题，他们进学校是学某种技能，而且常常是某一个工厂或某一种职业为了某种需要而送他们进学校的”（注：陈西滢：《苏俄的青年》，《独立评论》第129号（1934年12月），第2-4页。）。这样一种赞赏所形成的语境，怎能使青年不对苏俄产生向往呢？向往之余，为中国进行“共产革命”而奋斗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30年代的青年之所以源源不断地去参加共产党，决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宣传而已，亦与当时的整个世风有关。
    对苏俄的赞赏和推崇，目的还是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学习。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当时苏俄最吸引中国人的还是其“五年计划”，“国人皆已注意苏俄五年计划”（注：《苏联十五周年》，《大公报》（天津）（1932年11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论评选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1358页。），“我们以为这个计划的经济之实施在经验上与方法上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一件事”（注：“再生”记者：《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第2-3页。）。正是由于“苏俄实行五年计划以来，成效斐然”（注：守愚：《统制经济与全国经济委员会》，《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第7-8页。），“中国的经济计划也是风起云涌”（注：翁文灏：《经济建设与技术合作》，《独立评论》第63号（1933年8月），第9页。）。学习苏俄，走计划建设的道路，这几乎成了时人的共知。这种急于学习的心态，从人们对中俄复交的态度上也可看出来：“中俄复交的消息一传出来，全国的报纸，不分党派和背景，均一致赞扬政府此举之得时得法……我们不可因为怕共产革命，怕日本宣传我们要行共产就不利用复交以后的机会到俄国去考察，去学习所可学习者。”（注：蒋廷黻：《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