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曾说，“紧接着‘五四事件’后的那几个月里，在新知识分子之间兴起的联合精神只是表面性的”（注：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2001年，第316页。）。如果把他说的时间再延长一些，大致可信。在《新青年》同人努力维持“我们”的同时，“我们”中两种不同的取向却越来越凸显，到1920年底，几乎已经到了彼此都难以包容的地步。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注：胡适：《答陈独秀》，1920年12月，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294页。）作为“我们”的《新青年》同人这时分出了“北京同人”和“上海同人”，“我们”的继续存在看起来非“恢复”而“不能做到”了。
    1921年2月，陈独秀致信胡适，明确提出不再坚持《新青年》同人的“一致”，表示：“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作文章。”至此原来的“我们”中就分出了“你们”，标志着《新青年》同人正式宣告解体。“我们”与“你们”之间似乎还故意避免“同道”。陈独秀对于“你们”在北京要办的新报，明确地表示“不宜作文章”，同时他也料到北京同人对于移粤出版的《新青年》，也“无人肯做文章了”（注：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第309页。）。但是，如果说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从此走向对立，就言重了。其实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者似乎仍维持着为同一个目标而采取不同方法努力的朋友关系，“我们”中往往有“你们”，而“你们”中也常常有“我们”。
    1921年6月，李大钊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感谢杜威先生指示我们的厚意，我们自然应该把教育比个人看得更重，不过政府并没有正式向我们表示他愿和解的意思，而且正在那里制造加害我们代表的材料。”（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1年6月中旬，《李大钊文集》，第301页。）这里，在对于杜威的“指示”和反对政府的“加害”问题上，已成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仍然与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同称“我们”。不仅如此，1922年他们还联合其他人，共同发表了一个政治宣言即《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说，“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其“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注：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这个宣言是由胡适起草的，据说，“半夜脱稿时首先打电话与李大钊商议邀人开会”（注：转引自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可见这期间两人的关系还相当亲近。虽然对于李大钊来说可能有碍于情面或实施策略的因素，但是双方在大目标上的某种一致也确实存在的，即使对所采取的方法，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我们”的空间。或者至少可说明，当时个别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完全放弃“和平的努力”。
    然而，这种情况，却为正在走向组织化和旗帜日益鲜明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不久，李大钊即因中共中央的决议而退出“好政府主义”的活动。1922年6月，中共在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还专门批驳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称：“你们这种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正都是‘努力’、‘奋斗’、‘向恶势力作战’的障碍物……和平自然是我们所不排斥的，但是虚伪的妥协和平，愈求和平而愈不和平的伪和平，乃是我们所应该排斥的”（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3-46页。）。这里的“你们”与“我们”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分野，至此两种不同的道路就公开出现在世人面前。需要说明的是，在二者的分野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更具有批判性，从“虚伪”、“障碍物”、“排斥”等用词上也可看出来。其实，这里把自由主义者称为“小资产阶级”还相当客气。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则指斥“胡适等知识阶级的人”，“是资本阶级的附庸”（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少年》第2号（1922年9月），第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