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段（见第三十叶后二行，从第七字起）：
    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今国破丧邦，被中承大人之获，押在罪囚，上未刑治，我闷闷于囚，我主势已如斯，不得不写呈中堂、中承玉鉴。
    第六段（见第三十五叶前二行，第十字起）：
    我身视天朝，自随至今，……我今被□（曾改□，为获），何悉今日之由，……故惹今日之殃，我亦无怨。皆是自为，非人累我。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收复部军，而酹高厚。馀兵不乱四方，民而安泰。一占清帝之恩 ，二占中堂、中承之德。……我生而本无才略，秉直心院，见义而从，……见中堂、中承大人量广，故而直□真情，我肯与中堂、中承当力，凡是天国之人，无不收服，中堂、中承大人欲除我患，代收齐此人回来，尔除亦是好事，……恳请揣之，……容与不容，皆由中堂、中承之玉鉴。非我强要而能乎（曾改乎，为也），不故见待人之深厚，自愿直详。此段放下，再说稣州及今结尾情由。
    第七段（见第五十叶后末行，从倒数第二字起）：
    业今前部已呈，而今由此凑上合章。恐有言语，在昨日所呈之部，语句两不合章，烦各 师爷劳心，将前部鉴对、凑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鉴。中承大人惠觉，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成自幼本未读书，认字不周，不知忌避，现今所呈之前后，……记得而自陈。自成知情之事，具一全登，少何失漏。不知者，不便及也。……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请心，改除可也。今凑前部入写。
    第八段（见第六十二叶后十二行，从第四字起）：
    业□尘失国，应丧家邦之由，业今写明，老中堂一鉴便知。
    第九段（见六十九叶前一行，从第八字起）：
    罪将是本不才，……今天国已亡定，……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承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部下两岸陆续收荃（曾改荃，为全），而□高厚。……计开（曾改计开，为兹将）欲办收齐（曾改齐，为复）之章程门（曾改门，为开）列于后，仍祈玉鉴。
    这九段文字都是说国破被拿，要把太平天国之事写明。以这一段文字为间隔，前后大段文字的内容，截然不同，因此我认为这是每天开首所写。由此可以查出每天所写的起讫与字数。
    第七叶后十四行有“前扁”（又改为“业经载明”四字）。“前扁”当即“前篇”的笔误。可知第二天所写为另一篇，“前篇”已经写完交给曾国藩了。在第二天所写的第九叶前一行下有小注：“秦日昌即秦日纲也。”这个小注不写在第一天所写“天官丞相秦日昌”行下，而写在此处，显然是为了回答曾国藩的问话而加的。曾国藩日记载：六月二十七日，“夜，开数条问伪忠王李秀成。”李秀成曾有亲笔所写的：“秦日昌即秦日纲，是为燕王。”字条交给庞际云。《稿本》上的这个小注，显然是庞际云所存字条的另一写本，是二十八日所写的。这个小注如果真是李秀成所写，不写在第一篇而写在第二篇，这就说明二十八日，已经把二十七日所写第一篇交给曾国藩了，所以只能加在第二篇上。也可能是李秀成写完第二篇交给曾国藩之后，由曾家幕僚据当日所得李秀成的亲笔答辞而加注在《稿本》上的。不管是哪一情况，和“前篇载明”四字对照起来，总是透露一个消息：李秀成每日把当天写完的真迹，立刻就交给曾国藩。再看第五十叶末行至五十一叶前五行所写：
    业今部已呈，而今由此凑上合章。恐有言语，在昨日所呈之部，语句两不合章，烦各师爷劳心，将前部鉴对、凑合成全，好呈中堂玉鉴。
    再看第三十一叶末曾国藩所批“初四日阅”字样，和曾国藩七月初五的日记：“酉刻小睡，阅李秀成所写供词。”完全可以相信吕集义先生的说法：“在忠王写自述的几天中，忠王一面写，曾国藩一面取阅，又一面与他的幕僚从事删改；当忠王自述写完时，曾国藩也就删改完毕。”（注：吕集义《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的说明》。）
    李秀成既然是每天随写随交，真迹应是散叶或分装为九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曾国藩日记载：
    七月初七日，中饭后，“将李秀成之供，分作八九人缮写，共写一百三十叶，每叶二百一十六字，装成一本，点句画段，并用红纸签分段落，书送军机处备查。”
    李秀成于七月初六日写完供状。酉时被曾国藩杀害。第二天（初七日）中饭后，曾国藩即把《李秀成供》全部改完，命人缮写送军机处。如果不是李秀成随写随交，曾国藩每天随看随改，初七日午后是不可能全部发抄的。更可注意的是初七日抄送军机处时“分作八九人缮写”，可以确信李秀成的真迹原是散叶或分装八九本，绝对不是一本装订好的横条簿。今所见的《稿本》，是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就难以使人相信它是李秀成的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