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本文草成之后，曾向许多同志请教。罗尔纲先生说，文中未提笔迹鉴定问题。另有同志说，对于过去肯定《稿本》为李秀成真迹的说法，未曾逐条辩论。这些批评都是事实。我以为过去肯定《稿本》为李秀成真迹的主要理由，是笔迹问题。假造笔迹，古今中外一例。我怀疑《稿本》不是真迹，并非从笔迹上开始的，所以不谈笔迹问题。其次，在每天所写的起讫处，叶数、字数、《稿本》上所记数码与曾国藩删节处各个疑问未得解决之前，研究笔迹并不解决问题。过去肯定《稿本》为李秀成真迹的理由还有“吉字中营”的本子，曾家认真保存，文中有广西方音、方言，文中遵守太平天国制度等等，这一些都不是有力的证据，我到今天对它也没有怀疑。这是需要说明的。
    罗介丘先生知此草稿后，赐寄他四十几年前的笔记一份，言民国初年在上海时，曾闻湖南衡阳王沧洲说：“衡阳陶某在曾国藩幕做事。据云，李秀成每天所写供状，于日暮时封送曾国藩阅看。曾每晚亲手删改，并秘从幕府中觅得一书手其字迹与李秀成相同者，在曾国藩签押房旁秘书中照删改稿另钞一份。将原稿消灭，曾国藩又在抄稿上重加删改。其发表、发刻皆系依据此稿。李秀成死后，书手就在那天失踪。”四十几年前的传说，尚有待于证实。我不敢引用这份资料。这又是需要说明的。
    本文写作时，许多材料线索和一些问题，多受罗尔纲先生与年子敏同志文章的启发，文中不可能一一注明。这也是需要说明的。
    最后，谨向罗尔纲先生、罗介丘先生以及审阅本文初稿的同志们致谢。
    1963年12月初稿
    1978年9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