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复彭玉麟函（《曾国藩未刊信稿》）说：
    ……伪忠王，在囚笼中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业经抄送军机处，拟即刊刻咨送各处，即于七月初六日正法。
    曾国藩复乔松年函（同上）说：
    ……该逆自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之多，拟刊刻分咨各处备查。即于初六正法，传首各省。初七日抄供驰奏。初八日富将军咨到寄谕，饬令槛送京师。而敝处廿三日红旗一报，至今未接批旨，殊不可解。
    曾国藩复杨岳斌函（同上）说：
    委讯伪忠王，自写亲供至三万余字之多。初六日正法。初七日抄供具奏，拟即刊刻逆供，分咨各处。
    这四封信都没有记日期。据曾国藩日记：
    七月初八日，早饭后，“写钱子密信一件”。
    初十日，早饭后，“接奉寄谕，系余二十三日所发克复金陵一折之恩旨也。”
    可以确定，复钱应溥（子密）函是七月初八日写的。其余三函，曾国藩日记未载。据曾国藩于初十日早饭后接到克复金陵的批旨，而在复乔松年函中说：“至今未接批旨。”可知该函为初十日以前所写。据赵烈文日记说：初七日，“拟乔鹤侪（乔松年）等信二十四种。”而在复乔松年函中有“初八日富将军咨到寄谕”的话，又可知该函为七月初八日或初九日所写。复彭玉□函、复杨岳斌函与复乔松年函、复钱子密函内容基本相同。可以由此确定都是七月初八或初九日所写。这四封信都说李秀成写了三万余字，与《稿本》字数符合。罗尔纲先生经过考证，断定：曾国藩偷偷摸摸撕毁《忠王自传》是一件告不得人的事，所以他在回复钱应博的信就只好说谎话，说“共写三万余字”。这种论断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说，上引曾国藩的四封信都是说谎话。七月初七日曾国藩在《贼酋分别处治粗筹善后事宜折》中向清政府奏明：李秀成“写亲供多至数万字”。并以二万八千字的抄件咨送军机处。初八日就向四方写信，说《李秀成供》原文三万余字，删后尚近三万字，这不过是宣传他并未作假。实质上是以谎言来掩饰他的作假。因此，这个三万余字的数目不能相信，这个三万余字的《稿本》也不能相信。
    第四曾国藩在刻本后的批语说：“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如按每日七千字计算，九天应为六万三千字。七月初三日李秀成写了七千三百字，但不是每天如此，因此平均数应在七千之下，如按平均每天写六千五百字计算，九天应为五万八千字左右，写八天应为五万二千字左右。不论如何计算李秀成的真迹总是五万余字，而不是现存《稿本》三万余字。
    曾国藩既然向四方宣传李秀成“共写三万余字”，而在《刻本》批语中又说“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前后矛盾，不是自己揭露自己说谎的罪状吗？这个老奸巨滑的汉奸刽子手不能不想到这一点。但是所谓“约写七千字”者，并非肯定的数字，可以解释为就其所写最多的一天而言。所谓“每日”可以解释为写的日子，而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初六日不一定每天都写。还有一点，《刻本》是向外散发的文件，与奏折不同，夸大一点，并不算什么罪状。因此，曾国藩可以这样写《刻本》批语，而我们不好用这个字数作为检查《稿本》真伪的有力证据。
    总结以上所述曾国藩所说的四个字数：《刻本》批语不便采用；复钱应溥等四人函不可靠；日记与家书可以相信，李秀成真迹应是五万余字。
    《李秀成供》是经过赵烈文之手的。赵烈文日记（《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第三册）载：
    七月初六日：“伪忠酋李秀成伏法。渠写亲供五、六万言，叙贼中咸丰四、五年后均甚详。”
    初七日：“中堂属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
    初十日：“中堂属看李秀成供，并分段，将付梓。”
    这几条日记说明：一，赵烈文参与删改《李秀成供》。二，《李秀成供》删改后抄送军机处，又删改一次才付印。三，李秀成真迹是五六万字，而不是三万余字。
    李秀成自己也计算过字数，《稿本》第五十叶末尾写着：
    纸尽情长，言不了完。……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
    这句话是在第六天最后写的。六天写了三万七八千字，每天平均写六千二百字左右。第六天实写七千三百字，那么前五天平均每天写六千字。据此推算，后三天应写一万八九千字，全文应为五万五千至五万七千字。如果说第九天所写仅仅是三千字左右（即比《稿本》现存二千五百字所差不多，按曾国藩并未撕毁太多来计算）全文也应为五万三千字左右。即便按八天计算，全文也应为五万字有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