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旧”研究相比较，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冷战史新研究最重要的特点，在于人 们对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以及对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的重新 认识。与此相关联，则是人们对于普通人生活经历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以及广义的社会 、文化因素演变之间关系的关注。
    促使这一特点产生的原动力是对历史事变的直接观察与体验。正如人们已十分熟悉的 ，冷战的结束是以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为标志的。然而，这种解体并不是苏联在经济上 全面崩溃或在军事上为西方国家所战败的结果。就其深层根源而言，造成苏联及其阵营 解体的原因，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经历了冷战时期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对 抗后基于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导致的制度和社会机构层面的内在演变。在这里，起决定作 用的并不是物质性的“硬权力”力量，而是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 。
    于是，随着冷战后来自前苏联及东欧国家文献资料的大量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意 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中的作用开始予以高度重视。首先是越来越多的学 者倾向于对“意识形态”作更为广义与宽泛的界定：当人们不再简单地将“意识形态” 视为“关于官方信念的陈词滥调式的表述”时，在冷战史研究中便出现了对文化因素与 意识形态关系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对国家与社会关系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 特定表达，又在何种意义上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强烈兴趣；还出现了对普通人生活 经历、经验与意识形态因素演变之间交互影响的深刻关怀（注：关于文化因素在国际关 系演变中的作用，历来是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著名日裔美国历 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曾在自己的一系列论著中大力倡导展开以文化因素为中心 的国际关系研究（Akira Iriye,Culture and Power:The Japanese-American Wa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但长期以来一直“曲高和寡”。但 在后冷战时期，当思想及观念形态等“软权力”的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起学者们 的重视时，文化因素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便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语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将为“ 文明冲突”所主导的看法，许多学者对探讨文化因素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影响 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参见Peter J.Kuznick（eds.），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1;Akira Iriye,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 98。）。即便在关于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这一似乎非常实证性的层面，也有很多学者将 视线集中到意识形态因素与政策行为合法性乃至政权合法性之间的关系上来（这在一系 列关于冷战如何走向结束的研究中最为突出）。从国际关系及冷战史研究的现实来看， 高层政治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仍是大多数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但即便是在以高层政治 和重大危机或事件为中心的研究中，作为“软权力”的意识形态因素与冷战时期政治发 展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构成了学者们提出与构建问题时的重要视角或出发点（注：参见Anders Stephanson,Liberty or Death:The Cold War as US Ideology和Yale Ferguson and Rey Koslowski,Cultur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nd Cold War History.In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Peter J.Kuznick（eds.）， Rethinking Cold War Culture中有关各章；以及Gaddis,We Now Know,Chapter 10;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仍在不断被丰富与发展的学术现象， 并没有统一的、或在学术界达成完全共识的内涵与外延，笔者上述关于“冷战史新研究 ”的表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并不见得所有的学者都会对此表示赞同。但重要的是，不 管人们如何看待与界定“冷战史新研究”这一现象，它已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看待冷战 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的一些基本思路，同时也实实在在地改造了历史研究以 及相关理论领域的一些基本方法与手段。
    “冷战史新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参与
    在“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学者从一开始便起了很大作用--在某些方 面，中国学者的作用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从90年代初开始，一批来自中国、又在西方 国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学者开始进入国际学术界。他们的研究，在资料、视野及批判的角 度等方面，都让人耳目一新（注：关于这些学者情况的一般性介绍，参见陈兼《留美中 国学者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载资中筠、陶文钊编《架起理解的桥梁--中美关系史 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2-308页。）。
    这批学者中，最早崭露头角的是来自上海、在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中心担任研究员的 薛理泰。从80年代后期起，他和著名国际战略与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刘易斯（John Wilson Lewis）合作，出版了有关中国发展核武器、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以及中国战略 海军力量形成与发展的三部专著（注：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 Builds the Bomb.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Sergei Goncharov,John Lewis and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Stalin,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John Lewis and Xue Litai,China's Strategic Sea Power:The Politics of For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uclear Ag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就基本思路而言，这些研究采用的仍然是“现实 主义”的分析方法，强调冷战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可以用 物质因素定量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但在资料的使用上，主要由于薛理泰的贡献 ，这三部著作都对中方自80年代中期后发布的各种文献作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并在此基 础上对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了清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