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迪斯与“冷战史新研究”的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而走向结束， 这使许多知名国际关系理论专家感到困窘。尽管他们一向以“准确地预见国际关系发展 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却没有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或相关研究曾预料到全球范围内 的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 “科学性”提出了质疑（注：关于这种质疑，参见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3（Winter 1992/1993），pp.5-58,Especially pp.5-10;亦参见Jeffrey T.Checkel, The Constructive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World Politics,50（1998），pp. 324-348;William C.Wohlforth,Reality Check:Revis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bid.,pp.650- 680。）。这种以冷战结束为契机而出现的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 挑战，导致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一场波及整个领域的危机（注：参见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10。）。
    对于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来说，危机感则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包括 历史研究在内）在此前后所出现的一系列潜在变化，而变得更为深刻。进入上世纪70年 代以后，被学者们称之为“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学术新潮流先后兴起，造成了 整个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层面的革命性变动。当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将研究的注意力从 高层转向下层，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从国家政策转向国家-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本 身的复杂运动与变化，从物质定义的“权力”转向包括话语与观念在内的种种“软权力 ”时，以现实主义方法论为基本指南、以高层政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美国对外政策和 安全战略为关注重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史与外交史研究，便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被逐步边 缘化的趋势，从而加深了许多以冷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们内在的危机感（注：关于外交 史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历史研究中被边缘化的认识及有关反应，参见Melvyn Leffler,New Approaches,Old Interpretations,and Prospective Reconfiguration.Diplomatic History,vol.19,no.2（Spring 1995），pp.173-196。这是莱夫勒在1994年 当选美国外交史学会主席时所发表的就职学术讲演。）。
    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冷战的结束不仅使从事国际冷战史研究的西方学者们面临着种种 新的挑战，又为他们接触和利用来自“冷战另一方”的相关史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 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起步与发展，包括共产党的有 关文件、领导人文集以及重要回忆录在内的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资料文献逐步为学者们 所了解并受到重视（注：有关西方学者对这方面情况的早期评述，参见Michael H.Huntand Odd Arne Westad,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Field Report on New Historical Sources and Old Research Problems.The China Quarterly,no.122,1990;又参见Steven M.Goldstein and He Di,New Chinese Sourceson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1,pp.4-6;以及Michael Hunt,CCP Foreign Relations:A Guide to theLiterature和Chen Jian,CCP Leaders' Selected Works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6-7（Winter 1995/1996），pp.129,136-143;131,144-146。）。进入90 年代以后，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又为学者们在不同程度上打开了接触利用前苏联及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档案资料的大门（注：从俄国的情况来看，档案开放进程自90年代初开始 后，曾在1993-1994年间达到高点。但此后，由于缺乏相应的规范性保证、又受到政治 及资金缺乏等因素的制约，档案开放以及学者们接触档案资料的机会也变得起伏不定。 但到9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档案解密、开放的步伐加快，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 视。）。与此同时，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的档案资料（尤其是与冷战走向结束有关的资料 ）也进一步开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逐步涌现 。严格地来说，所谓“冷战史新研究”并不是一种外延与内涵都可以清楚界定的学术流 派，而是一种由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领域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以及相互之 间的学术交流及讨论而产生的学术现象。其中，学者之间在概念、定义、史料阐述以及 史实释义上往往存在不同意见。
    在“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潮流形成、兴起的过程中，美国外交史学界占有 权威地位的盖迪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盖迪斯曾长期任教于俄亥俄大学，于1996年出任 耶鲁大学美国外交史讲座教授。在上世纪70-80年代，他曾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后修 正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从来便以重视分析、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而见长 。同时，在外交史学者中，他又一向以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精深造诣而著称（注：关于 盖迪斯的学术生涯和主要学术观点的演变，参见蔡佳禾《盖迪斯与冷战史研究》（提交2 002年8月于武夷山举行的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世纪80 年代末90年代初，当全球冷战走向结束之际，盖迪斯在国际关系及外交史领域中最有影 响力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美国外交史及国际冷战史研究的现状及其理论基础提 出了尖锐挑战。
    盖迪斯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二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包括行为科学 、结构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要学派。他指出，冷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向结 束，显然是整个20世纪国际关系史和世界史发展中最具深刻影响的历史事变。然而，尽 管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所有主要学派都曾以研究及预测冷战的发展进程及可能结局作为 中心任务，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理论模式曾预见到了冷战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突然 ”解体而走向结束。盖迪斯指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在战后几代国际关系 学者身上，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将自己的研究“科学化”的倾向。其结果，则是政 治学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这些本应属于“软科学”的学科，出现了逐步走向“硬化” 的趋势--越来越强调历史演变的“规律性”、事件重复的可能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 进程的可预测性；与此同时，却忽略了人类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行为主体，其活动所必 然具有的非规律性、突变性以及不可预测性（注：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pp.53-54.）。盖迪斯为此开出的是一副历史学 家的药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必须重新评估现有理论模式的局限性，以一种开 放的心态来面对“叙事、类比、悖论、反话、直觉以及想象”等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学 者所必须掌握并使用的基本方法（注：Ibid.,p.58.）。也就是说，在盖迪斯看来，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已经过于“硬化”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走 向“软化”，以便更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史中复杂而多层次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