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研究视角的选择而言,盖迪斯的关注重点似乎同遭到他严厉抨击的冷战史“旧研究 ”并没有多大差别--他的“大叙事”所重视的,仍然是冷战期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如德国问题、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等)以及对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 、杜鲁门、赫鲁晓夫、毛泽东等)的决策动机与政策行为的探讨(注:出现这种情况的一 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冷战期间的这些重大危机与事件曾是国际事务中的焦点,但由 于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资讯有限、并受到危机与事件发生时政治条件的制约,人们对他们 的了解也受到了极大限制。随着后冷战时期研究新条件的出现,对这些危机与事件的重 新探讨便很自然地成为历史学家的关注重心,同时也成为许多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 的公众的兴趣所在。)。这里的不同之处在于,盖迪斯的研究充分利用了因冷战结束而 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性”(outsideness)优势:同冷战尚在进行之中的年代相比较 ,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学者能够从一种后冷战的历史高点来看待冷战时期的事件与人物, 不仅将它/他们放置到冷战全过程中加以考察,甚至从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乃至 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事件与人物的地位与影响。因此,如果说以往的 冷战史研究(包括盖迪斯本人的研究),受制于研究者同本身仍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对 象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结论不可避免地会具有“即时性”的话;那末,盖迪斯的新研究 在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事件来看待的同时,在做出结论时也表现出了为冷战 “盖棺论定”的强烈意向(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做时,盖迪斯表现出了一种同弗 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相似的心态,将苏联及其集 团的瓦解,不仅视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更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历时几世纪之久的 历史性抗争结束的象征。(参见We Now Know第10章)然而,这种看法不仅使他受到了来 自其他学者的严峻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本人关于冷战历史总体看法的说服力 和学术力量。这也是盖迪斯作为一个学者在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之见。)。 盖迪斯的最大变化体现于方法论层次。在他以往关于美国外交史和冷战史的研究中, 他的基本思路所遵循的一直是摩根索以“权力分析”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而在《我 们现在知道了》以及其他一系列新著中,他把冷战的实质视为不同制度与意识形态之间 的对抗,把“软权力”之间的较量看作决定冷战发生、发展以及最终走向结束的过程中 占有中心地位的关键性因素。盖迪斯还认为,从一个更为根本的层次来看,决定冷战进 程及结局的是普通人民的实际生活经历和对于生活的体验--归根结底,生活于民主制 度之下的人民比之生活于专制制度之下的人民对于政治(包括国际政治)有着更大的选择 权与发言权--因此,冷战这一国际政治对抗的进程与结局,不仅是在“高层政治”的 层面,更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内在发展的层面,被最终决定了(注:Gaddis,WeNow Know,pp.286-287.)。对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研究并不是传统外交史和国际 关系史研究的重点,盖迪斯自己对此也并不擅长。因此,在他本人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 并没有在实证的层次上充分展开。然而,盖迪斯在论及冷战史研究应当遵循的方向时一 再强调,理解冷战发展轨迹及结局的要旨之一,便在于重新构建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 冷战时期普通人生活经历与经验的变化。在这一点上,盖迪斯的新研究与上世纪50-60 年代典型的“正统派”论著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 “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学术特征及相关问题 对盖迪斯新著的上述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冷战史新研究”。人们在盖迪斯身上所 看到的变化,实际上已缩微地体现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代发展的一般性动向,反映 了“冷战史新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新现象的若干基本特征,并同时揭示了与这些特征有 关的一系列新问题。 “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应在于冷战史研究者因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 代到来而获得的全新时空框架。正如盖迪斯所指出的,前苏联解体和全球性冷战的结束 ,使“冷战”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成了真正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得以第一次从后冷 战的历史高点对冷战全过程进行考察。对此,绝不能仅仅视为一种简单的研究者与研究 对象之间的时空换位。在这里,除了盖迪斯所指出的冷战结束使研究者所获得的“局外 性”优势外,至少还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第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 一系列将冷战当作一个完整事件来对待的历史论著。这些著作,尽管在中心论点的构建 、叙事重心的选择、历史细节的取舍、甚至在对冷战本身的理解上有着很大差异,但都 无一例外地将冷战当作一个已经走完自身历史进程的事件来加以考察(注:从上世纪90 年代起,出现了不少以冷战整体为对象的专著,其中包括:Martin Walker,The Cold War:A History.New York:Herry Holt,1994;Edward H.Judge and John W.Langan,A Hard and Bitter Peace:A Glob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Upper Saddle,NJ:Prentice Hall,1995;Walter Leferber(ed.),America,Russia and the Cold War,9[th].New York:McGraw-Hill,1996;Jeremy Issacs:Cold War:An Illustrated Histor y,1945-1991.Boston:Little Brown,1998;Allen Hunter(ed.),Rethinking the ColdWar.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8;相形之下,中国史学界除张小明( 北京大学)著有《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外,似乎还未看到以冷战 整体为论述对象的专著。关于国内学者就国外冷战史发展状况所做的评述绍介,参见戴 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9-51页) ;白建才:《近年来美国的冷战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75-182页) 。)。值得一提的是,冷战作为晚近发生的历史,曾经是全球数十亿人生活其间并经验 的一部分;冷战时期的许多危机及热点事件,不仅仍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也留下了许 多当时因事件本身仍在发生、发展之中而难以解答的问题。因此,当冷战终于成为一段 完整的历史时,以普通公众为对象的关于冷战的书籍和视听作品在过去十余年间大量涌 现(注:在这一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CNN制作的24集《冷战》电视系列。在包括盖 迪斯在内的一大批国际一流的冷战史学者的指导参与下,该系列在重构冷战历史时,广 泛利用了来自冷战各方的口述史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从而描绘了一幅相当全面、又颇 富有新意的冷战画卷。)。这就使得冷战史研究在本身得到提高的同时,也获得了在公 众中得以进一步普及的机会,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冷战史研究在后冷战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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