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方法论层面对冷战史研究现状发起冲击的，是盖迪斯教授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 、现任马里兰大学美国外交史教授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张曙光。以 往国际关系学认为在国际对抗中“遏制”只能是一方的行为特征、而另一方则必然处于 侵蚀性的攻势地位。在1992年出版的《遏制与战略文化：1949-1958年的中美对抗研究 》一书中，他一反常论，指出：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美双方均不具有对方所理解的 那种进攻性和扩张性意图；双方的政策设计，本质上都有着一种“遏制”对方的非进攻 性特征。但是，中美之间的直接冲突与对抗仍然发生了。要把握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必 须引入“文化”这一概念，讨论造成双方“误读”对方意图的深层文化背景。在《毛泽 东的军事浪漫主义：中国与朝鲜战争》一书中，张曙光又分析了毛泽东那种“弱国能打 败强国”为主要特征的战略制定与战争动员，进一步强调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引入“文 化”因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在新著《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中，张曙 光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在广泛利用中、美、俄等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对冷 战期间同盟政治的发展、经济手段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关 系行为者相互间认识的变化等等，作了深入分析，并指出，“经济制裁”在国际政治对 抗中的有效使用，是冷战得以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发展为“热战”的重要原因（注：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1949-1958.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Shu Guang Zhang,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China and the Korean War.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5;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Washington,D.C .and Stanford: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与张曙光同为盖迪斯教授高足的翟强，现任奥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的研究，以对各 种相关资料的综合梳理与使用见长。他在《龙、狮、鹰：1949-1958年的中英美关系》 一书中，通过在英、美、中进行的多边资料研究，对冷战初、中期这三大国之间的关系 互动以及影响这种互动的一系列个案作了精到的论述。在2000年出版的《中国与两次越 南战争》中，翟强大量利用了中方有关资料，尤其是保存在省级档案馆中、同国际关系 及越南战争有关的各种文献，对中国于1950-1975年间先后参与“援越抗法”和“援越 抗美”的过程作了全景性描述，着重从联盟政治复杂性的角度分析了中越之间在看待双 边关系时认识上的种种异同，并进而揭示了中越关系最终走向恶化的一系列深层原因（ 注：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OH: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4;China andthe Vietnam Wars.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0.）。
    “冷战史新研究”强调意识形态因素的特点，在现任密苏里州立西南大学历史系副教 授盛慕真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盛慕真的主要代表作是《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注：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97.）。他通过分析冷战前期及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 的发展，发现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具体的 论述中，他将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自我定位”（ego identity）理 论运用于冷战史研究，指出，对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行为者，尤其是对信奉共产主义 的国际关系行为者来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外在的言辞表述，而同他们对 “自己究竟为何人”的自我界定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因如此，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同盟 产生及中美对抗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陈兼是另一位在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旅美学者，现任弗吉尼亚大学中 美关系研究讲座教授及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 在《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研究》和《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等专著（ 注：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Chen Jian,Mao's China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2001.） 及许多论文中，他对冷战期间中国对外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亚 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国际关系发展演变中的作用，都有 系统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并不仅仅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 “外交为内政的延续”，而是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毛泽东为中国 革命在取得全国胜利后继续纵深发展的内在努力有着深刻联系。冷战的主要特征虽然是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决非无足轻重。冷战之所以没有从“ 冷战”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热战”，原因之一便在于中国的参与及东亚冷战在50-60年 代的发展起到了将美苏两大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冷战的根源在 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得 到解决。因此，冷战所涉及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立双方围绕着国际权力分配而展开 的争夺，而是对立双方关于各自的制度（亦即各自对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问题提供的答 案）孰优孰劣的竞争。双方各自向对方提出的挑战，以及因对方挑战而产生的受威胁感 与不安全感，涉及的是各自制度是否有着存在的合法性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中受到关注的其他来自中国的学者，还有李小兵、刘晓原、卿 斯美、郝雨凡、张小明（美国德克萨斯州国际大学）等人（注：李小兵的研究涉及了冷战 中的许多方面，主要英文著（译）作包括Xiaobing Li et al.,Mao's Generals RememberKorea.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1;Xiaobing Li et al.,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New Cold War Histor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 7。刘晓原的论著包括Xiaoyuan Liu,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 Unites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卿斯美目前主要从事冷战期间中美相 互间看法变化及其社会文化根源的研究。郝雨凡对冷战期间中美关系钻研颇深，主要著 作为Yufan Hao,Dilemma and Decision: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on AmericanChina Policy Making.Berkeley:East Asian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7。张小明的研究集中于冷战期间亚洲地区的军事冲突，著有XiaomingZhang,Red Wing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ir War in Korea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2002。）。（本文限于篇幅，不能对他们的学术成果作 详细评述，只能留待另文再作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