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旧研究”相比，后冷战时代出现的大量新研究成果往往很自然地将冷战放 到20世纪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发展的框架及语境下加以考察。冷战也越来越被视为20世 纪全球化历史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这样，就出现了因冷战研究而产生的种种特殊问题 与世界史及国际关系史一般性问题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交叉，并在很大程度上使两者都发 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后冷战时期产生的冷战史研究著作，不管以何种具体事件为对象 ，往往在提出及构建问题时将冷战同20世纪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有 关冷战历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成为更大范围的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以及与之相关的区域性 历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注：例如，两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越南 战争等，历来便是冷战中广受史家及公众注意的历史个案。但在冷战期间，大多数研究 往往以揭示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及解释事件同相关大国的政策演变为目标，几乎没有研 究者能够超越冷战时代的特定语境来看待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而在后冷战时代，情况 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学者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再探讨时，将着眼点放到了它们在多大程 度或何种意义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上来。）。
    随着冷战结束，对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进行多边发掘与运用的机会也出现了，使 得研究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而越来越多地使用 多边档案与资料研究，这是“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如前所述，冷战史“旧研究”在资料来源上存在着严重的单边性；数十年间，学者们 的主要资料来源于西方国家定期解密的档案文献。在对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 究中，学者们往往只能前往与之在地理上相近的地区（如研究中国大陆时到香港或台湾） 搜集有关资料，或常常需要以报刊材料或西方国家点滴披露的有关情报资料作为从事研 究的主要依据。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合理猜测”往往成为学者们做学术判断、得出 研究结论时不可或缺的手段。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这种 局面由于中方所公布与发表的一系列新资料而开始被打破。进入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 中期）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又使得学者们获得了利用这些国家的文献资 料展开研究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冷战另一方” 发生的上述变化，又反过来带动了西欧国家和美国档案及其他与冷战有关资料的进一步 开放（注：在促进美国档案开放的问题上，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起了巨大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其实并不是一个官方机构，而是一 个以大力促进并推动美国政府对各种档案资料（包括尚在30年解密期内的档案资料）予以 开放、供学术讨论之用为主要使命的民间学术机构。过去十余年间，它利用美国“信息 自由法”，促进美国政府公布了大量冷战时期（尤其是冷战后期）的档案资料，对国际冷 战史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国家安全档案馆的网站是：www.gwu.edu/～nsarchiv/ 。）。这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极大地加强了冷战史研究的实证基础，也使得学者们能够通 过对各种资料的对比分析，对一系列个案乃至冷战全局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注：这方 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国际学术界因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致斯大林电报出现两个不同 版本而引起的讨论。关于争论的详情，参见Shen Zhihua（trans.by Chen Jian），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Reply.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s.8-9（Winter 1996/1 997），pp.237-242;亦参见Chen Jian,China and the Korean War:New Findings and Perspectives in Light of New Documentation,forthcoming。）。可以说，国际冷战 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在后冷战时期获得数量及质量两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同多边档案与资 料运用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冷战史新研究”获得了“旧研究” 所不能比拟的研究手段上的优势。
    同上述研究资料来源多边化的特征紧密相联，形成了“冷战史新研究”的第三个重要 特征：冷战史研究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美国中心”现象受到了 严重冲击，从而使得冷战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史研究。
    以上曾指出，冷战史“旧研究”中各学派的传承演变在方法论层次上受到了“美国中 心”论的统制。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资料来源上的限制以及冷战环境本身造成的局限 性外，还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深刻根源：从根本上看，冷战发生与发展的进程，是同美国 建立与巩固自身世界霸权地位的努力同步推进的。因此，“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旧 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反映出的是美国历史学界与知识界试图获得“垄断”历史阐释权 的强烈意愿，并同美国在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中地位的上升，有着 交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惟其如此，对于“美国中心”论在“冷战史新研究”兴起过程中受到挑战的现象，由 于其中所包含的超越历史研究本身的深远含义，尤其值得探讨（注：“冷战史新研究” 的兴起使“美国中心”论受到的挑战，绝非出于盖迪斯这样的学者的本来意愿和设计。 事实上，在盖迪斯试图对冷战盖棺论定的努力中，已透露出了将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 式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的理念。这其实是“美国中心”观念在另一层次的反映 。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盖迪斯又在以多边档案/文献资料研究为基础的关于冷战 史的探讨中，得出了冷战进程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间的“均势”、而是取决于国际关系 多样化的结论，这又是对于“美国中心”理念的一种否定。这里所揭示的，是盖迪斯关 于冷战历史的解释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内在紧张。）。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当美国 在后冷战时代成为世界上惟一超强、并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了似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时 ，为什么在冷战史研究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却会出现“美国中心”论受到 挑战甚至被打破的情况？对此，人们当然可以有很多解答。从历史渊源的角度来看，冷 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并没有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建立独一无二的世界霸权地位 的努力提供历史资源方面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中最 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间）均势的变化与转移，而在于权力“多样化 ”；同时，如果我们也承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控制国际关系走向、支配小国的情况固 然比比皆是，但非超级大国（甚至小国）影响、制约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国际关系的个 案也层出不穷；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只能是，冷战国际关系的发展本质上具有结构 多维与多层次的特征，其基本趋势与特点，则是国际体系不断走向非两极化、国际体制 持续走向非西方化和多元化（注：笔者认为，冷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际体系（ international system）与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regime）之间的紧张与不协调。在 这里，国际体系是指国家间根据相互间力量对比、并以包括文化与观念形态在内的各种 联系或对立为基础而形成的总体关系框架。国际体制是指构成国际体系基础，并对体系 成员行为具有指导或约束作用的规范与准则，以及为执行规范和准则所设立的国际机构 。）。全球范围的冷战虽以前苏联的瓦解为标志而告结束，但这并不等于冷战以美国的 胜利而告终。当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美国“独大”的局面时，由冷战时期演变 而来、并且表面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却并没有为美国的世界霸权提供合法性的依 据（注：很显然，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人们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理解后冷战时期 国际关系的趋势和走向，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有关战略与政策的制订，是有重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