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开始崛起，在充分利 用美国及西方国家解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后修正派”学者将自己的学术努力首先放 在重建“历史事实”上，并进而指出，冷战的起因，主要在于美苏双方对于对方对外政 策目标的误解。而在冷战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误解又由于国际局势的极端两极对 立以及各自来自国内的压力而不断加深，并进一步导致了双方的过度反应。同“正统派 ”及“修正派”分别将冷战兴起的责任归之于苏美两国的做法不同，大多数“后修正派 ”学者所强调的是，美苏两大国对冷战的发生都负有责任；冷战的发展，则是双方政策 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实际运作中交互影响的结果（注：关于“后修正派”的一般性概述， 可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Thesis on the Originsof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vol.7,no.3（Summer 1983），pp.171-190。盖迪 斯最主要的代表作为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莱 夫勒最主要的代表作为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伦德斯泰德最主要的代表作为The American“Empire”and Other Studies of US Foreign Polic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斯塔克的主要代表作为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1947-1950.Chapel Hill,NC:University Press of North Carolina ,1981。）。
    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的研究，主要由以上各个学派以及它 们之间的论争所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学派对于冷战起源及进程的阐述和解释 存在着各种分歧，但在方法论这一更为深入的层次上却有着共同点，并因而揭示了冷战 史“旧研究”的一系列基本特点。
    首先，从研究的范畴与手段来看，他们关于冷战历史的研究，几乎完全以美国与西方 国家的资料为依据，实际上往往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美苏两大国关系研 究的一部分，至多也只能说是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一种延伸。事实上，我们上面所列 举的各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就他们所属学科的定位而言，都是“美国外交史”，而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国际关系史。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说，几乎所有著作都表现 出了一种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从课题设计，到问题的提出，到资料的搜集及使用 ，再到论述的展开及结论的获取，研究者的关注重心始终是美国。至于冷战中的其他国 际关系行为者--甚至包括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也只不过是因其成为美国政策的对 象和目标才获得学者们的关注。学术研究的这种单边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学术解释上 的片面性。再次，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受到了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念及传统 ”的深刻影响。由于对“权力”这一国际关系理论及历史研究中的基本概念作出了纯粹 物质性质的定义，冷战时期国际关系演变的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以及国际对抗中的“制度 性因素”受到了学者们的忽视。在各学派的大多数学者看来，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他们在“意识形 态上所作出的肤浅的承诺”（注：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有关中国与冷战关系的研究中， 一种强调“中国面临威胁”（China under Threat）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国际 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受到这种观点影响的学者一般认为，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在于 搞清中国领导人“基于国家安全而产生的种种考虑”。就构成这些考虑的核心因素而言 ，中国决策者同其他国家决策者并无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无非是国家领土和边界的安全 ，经济发展，以及政治与社会的稳定，等等。参见Melvin Gurtov and Byong-Moo Hwang,China under Threat:The Politics of Strategy and Diplom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0；又参见Nakajima Mineo,Thomas Robinson,and Jonathan Pollack等学者在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Denis Twitchett and John K.Fairbank（eds.），vols.14 and 1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and1991）中所著的章节。）。最后，从研究的范畴及个案选择来看，几乎完全集中于高层 政治和重大危机处理，而对同冷战国际关系史发生、发展显然有着密切关系的许多相关 问题，如冷战期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变化，文化因素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对抗的关 系，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演变，等等，则几乎都被排除在冷战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上述种 种因素的结合，造成了冷战史“旧研究”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