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盖迪斯看来，美国的政策行为在内在动力、表现形式以及目标追求等方面都同苏联 有着本质区别。尽管战后美国随着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大大增强，也表现出了对于扩 展自身国际权力的强烈愿望，但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力，却来自于对“外部威胁”的 高度敏感。美国确实在卷入欧洲事务的过程中建起了自己的“帝国”，但这是对苏联在 中东欧建立“帝国”行为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苏联的“帝国”是以“强制”为基 础的；而美国的“帝国”则是在与西欧国家协商及协调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一种“应邀 建立的帝国”（Empire by Invitation）（注：“应邀建立的帝国”概念，最初是由挪威 著名学者伦得斯泰德所提出的。参见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1945-1952.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September 1986），pp.263-277。盖迪斯不仅接受了这一概念，并将它同自己关于冷战 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作了更为淋漓尽致的发挥。）。盖迪斯强调，正是这种源于民主制 度与专制制度的根本性区别及其对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影响，决定了苏联及其 集团缺乏长期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决定了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告终的结 局。
    正是基于冷战从本质上看不是利益之争、而是思想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之争的认识，盖 迪斯又进一步指出，决定冷战实际进程的并不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均势” 问题，而是“权力多样化”问题。他承认，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冷战另一方”的新材 料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来便不是铁板一块，这不仅仅是因为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 行为者有着自己特定的背景和利益，更是因为各个行为者出于自身“合法性”需求而作 出的有关意识形态信念的表述，往往会使它们之间--如同中苏分裂那样--产生深层 次的分歧与冲突。相形之下，美国及其阵营从一开始便在制度的层面具有多元的性质。 因此，冷战的两极对立性质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之前便已经不复存在了。鉴于苏联在国际 对抗中的力量所在，恰恰在于莫斯科以强权所建立的“帝国”，这种权力多元化的趋势 对苏联所造成的冲击必定大大超过对美国的可能冲击。在盖迪斯看来，这是造成冷战最 终以苏联及其集团解体而结束的又一重要原因（注：Gaddis,We Now Know,pp.283-286. ）。就其对冷战史研究的实际影响而言，这种看法又意味着，对冷战的研究不能仅仅局 限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行为，而必须将包括中小国家与“附属国家”在内的其他 国际关系行为者也纳入视野。
    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的论述，尤其是他关于必须重视冷战过程中“软权力”所起作用 的看法，以及他对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及冷战史“旧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挑战 ，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乃至共鸣。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 冷战史新研究”的逻辑出发点，并造就了“新研究”不同于“旧研究”的特殊语境。然 而，在实证与个案研究的层面，盖迪斯关于冷战历史发展的一系列具体观点、尤其是他 关于冷战起源于斯大林及苏联咄咄逼人的政策行为的论述，却受到了多方挑战，在学术 界引起了广泛争论。挪威著名学者伦德斯泰德是盖迪斯的老朋友、并曾同为“后修正派 ”的主要代表人物，但他却明确提出，盖迪斯关于应将冷战的主要责任归之于苏联及斯 大林的看法，“走得太远”，缺乏说服力（注：Geir Lundestadt,How（Not）to Study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Reviewing Cold War History:Approaches,Interpretations,Theory.London:Frank Cass,2000,pp.64-75.） 。俄国学者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和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Constantine Pleshakov）则认为，从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大量俄方新资料来看，二战结束 时，斯大林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苏联的生存与发展，因而，“他的初衷并不是单方面地、 不受限制地推行扩张政策，而是希望避免同西方国家发生冲突；为了建立苏联自身势力 范围并解决国际事务中的争端，斯大林甚至将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看作当务之急。因此 ，冷战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看到的，更不是他的思想的产物。”“从本质上来看，斯大 林的对外政策目标是有所节制的”，“不能把斯大林及其助手们当作冷战这场冲突中惟 一负有罪责的一方。”相形之下，他们认为美国的积极进取政策是导致斯大林作出反应 并进而促使冷战形成的重要原因（注：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v.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另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及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史的著 名学者马斯特尼则指出，对斯大林及苏联领导人的政策制订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战后苏 联国内外环境中的种种“威胁性因素”而造成的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这正是 推动苏联一步步走向冷战的基本原因（注：Vojt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该书中文版最近 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丛书之一出版。）。曾与盖迪 斯同为“后修正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莱夫勒的意见则显得更为尖锐：“盖迪斯新著的一 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后修正派的观点，而重新回到关于冷战解释的 传统学派那里去了。”（注：Leffler,The Cold War:What Do We Now Know,p.503.）
    尽管有着来自其他学者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尖锐批评，《我们现在知道了》仍然在国 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普遍认为是过去十年间出现的有关冷战历史研究的最重要 著作之一。这里的关键在于，盖迪斯的看法其实并不是向着“传统派”的简单靠拢或回 归。若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在史料运用和视角选择上，尤其是在方法论的层次上， 《我们现在知道了》同盖迪斯本人以往的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史料运用来看，作为美国外交史专家，盖迪斯以往的著作完全是以在美国档案馆搜 集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写成的；当他写到“冷战史”时，实际上往往是在就冷战时期的 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发表意见。而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他在构建冷战起 源及发展的“大叙事”时，广泛地引证了俄国、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学者所引用的各种新 资料，清晰地体现出了一种以多边资料为基础对国际冷战史进行探讨的意图。而对盖迪 斯的研究及其结论所引起的反应，也并不仅仅来自美国外交史学界，而是来自包括苏联 /俄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甚至非洲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因此，同盖迪斯本人先前 的研究以及以往西方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冷战史著作相比较，盖迪斯的冷战史新著在视野 上有着一种更为真实的国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