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个别例外，旅美中国学者对冷战的研究多与中国有关。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学术 界产生较大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同他们掌握与运用中文史料方面的能力分不开的。但更 重要的，则是他们在设定研究出发点以及达成研究结论时，有着独到之处。他们生命的 很大一部分，是在冷战岁月中度过的；对于中国在冷战中的经历，他们有着西方学者所 没有的亲身感受。当这一切同他们在美国所受到的专业训练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既能把握西方学术界的有关语境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又有 可能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研究课题。这种学识与学术背景上的“比较性优势 ”，往往是西方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过去十余年间，许多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 一定影响，并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中，受到国际学术 界较多注意的有：资中筠关于中美对抗起源的研究；陶文钊关于冷战最后十年中国对外 政策的研究；沈志华关于朝鲜战争及冷战期间中苏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杨奎松关于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政策以及毛泽东外交思想与外交战略的研究；牛军关于中国共产党 对外政策的起源及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发展的研究；章百家关于周恩来与马歇尔使命以及 关于新中国外交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李丹慧关于同越南战争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的 研究；宫力关于中美走向缓和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何迪关于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中美 关系、台海危机的个案研究，华庆昭关于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等等（注：这里 所列举的，是这些学者以英文（或被译成英文）所发表的学术论著。有关这方面的评介， 参见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Bibliographic Essay”，pp.373-3 85。）。
    然而，同后冷战时期国内学者以中文所发表的冷战论著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相比较， 他们的各种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却不成正比。这里，有语言隔阂上的问题-- 西方的冷战史学者几乎都不懂中文，甚至连很多研究中美关系乃至中国问题的专家阅读 中文的能力也不强。因此，国内学者的有关论著若非以英文写成或译为通达的英文出版 ，便很少有引起国际学术界注意的可能性。事实上，以上提到的几位国内学者之所以能 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同他们的一些论著被译成英文出版分不开。而他 们本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内学者用中文发表的高水平论著，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则要小得 多。
    更深入一步，造成国内学者的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未形成应有影响的原因，还在于对“ 有意义的问题”理解上的差异。西方学者是在特定的学术与知识氛围下从事研究的，因 而，在“有意义的问题”的形成与提出上，受到了自己特殊的“知识关怀”（intellectual concern）的制约。由此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中国学者的有关学术成果时， 往往认为其意义主要在于所使用的资料，而不是所提出的论点，并常常在有意无意间便 忽略了其中所讨论的问题及相关的学术见解（对这个问题，下文有更为详尽的探讨）。
    尽管存在着以上诸方面的局限，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学者（包括旅美学者与国内学者 ）的学术成果仍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由于中国学者的努力 ，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以及亚洲冷战与全球冷战的关系问题，在后冷战时期受到了国际 学术界更多学者（包括盖迪斯在内）的关注。中国学者的成果，也论证并加强了关于冷战 国际格局的发展取决于国际关系多样化、而并非取决于超级大国之间均势变化的基本看 法，从而在一个深入的层次对“美国中心”论的合法性提出了根本挑战。中国学者的研 究，还在方法论的层次拓宽了人们的眼界，使得人们在讨论诸如“意识形态”、“战略 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与国际政治演变的关系”等基本问题时，必须参考中国学者 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投入 ，“冷战史新研究”便难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达到今天的规模。
    对冷战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几点看法
    那么，“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的出现，向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挑战？ 我们从中又可以得到什么启示？
    首先必须提出的，是档案资料的开放利用问题。任何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都必须 建立在第一手资料的使用之上。这一点，对于国际冷战史研究来说，也许有着更为重要 的意义。由于冷战本身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即便在档案解密开放上有相当完善程序的美 国，至今仍有属于冷战时期敏感问题的文献资料，未完全同学者们见面（注：这方面的 一个例子，是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究竟是否对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准备及使用过生物或 细菌武器的问题。在战争已经结束近半个世纪后，由于美国方面的有关档案文献并未完 全开放，对这个问题仍然无法盖棺论定。）。在俄国及东欧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的对冷战时期档案资料的开放，在对国际冷战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同时，仍存在着 基本制度、规范及程序不完善以及资金严重不足的缺陷，因而档案的实际开放有着明显 的随意性和选择性。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有关档案文件--尤其是同高 层决策有关的各种文献资料--还没有真正开放。学者们的有关研究，也多以档案部门 选编的各种文选为依据，这就不能不使学术研究的原始性和批判性受到极大的限制（注 ：过去十余年间，国内有关机构选编出版了不少文件资料，也有许多当事人撰写了极有 价值的回忆录。所有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资料来源。然而，运用这样的资料进行研究 ，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者被误导的可能。因此，研究者在利用这 些资料时必须十分谨慎，尽可能对各种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考证、对照和辨析。）。如 何实现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得学者们有可能在广泛利用第一手资料 的基础上达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一个应当受到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同样重要的，应是如何建立批判性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推进冷战史研究（从更为广泛 的意义上来说，则是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并解决的大问题。在这里，“ 批判”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归根结底，社会以其有限的资源支持包括冷战史研究在内的 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就是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批判性意见。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可能存在着种种偏见，却并不缺乏建 立批判性视野的意识与愿望。从根本上看，“冷战史新研究”之所以能够作为学术新潮 流出现并得到发展，也是与学者们将“批判”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基本学术意识分不开的 。只有在独立的批判性视野基础上展开学术论辩，才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真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