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挑战，同他对于美国外交史以及 与之相关的冷战史研究的重新思考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冷战以苏联解体的 特定方式而结束，恰恰揭示了以往冷战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本缺陷。首先，由于冷战的 长期延续，使得学者们很容易将冷战中种种具有过程性性质的事物（如“两极对立”和 “三个世界”划分等），看作似乎有可能超越冷战时空而存在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一系 列使人们对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受到阻碍的“凝固性话语”。其次，由于受到资料来源以 及研究者本身认知结构的限制，冷战史研究在美国长期以来其实只是美国外交史研究的 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学者们对于冷战年代美国以外的世界（甚至包括美国的重要对手 苏联）的了解，不仅极为有限，也充满着各种偏见。再次，在美国学界关于冷战的研究 中，人们的注意力又过多地集中于各学派以往论争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其结果，则是 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科在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时出现了“简约主义”（亦即将历史进程简 单地归结为某一种或某一组原因）和“庸俗泛化”（亦即不分主次地罗列有可能对历史进 程产生影响的种种原因，却并没有指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种从表面上看似乎根 本对立的倾向，而在实质上，这两种倾向都造成了外交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贫乏（ 注：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iplomatic History,vol.14,no.3（Summer 1990），pp.405-423;Especially pp.407-412.）。
    基于这种对于现状及其所存在问题的思考，盖迪斯提出，在进一步加强对美国及其他 西方国家档案资料利用的同时，应当重视对于“冷战中另一方”的档案资料的利用，从 而促进美国外交史及整个国际关系史研究真正走向国际化，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外交史 以及冷战史有关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再思考。以后的发展表明，盖迪斯所提出的这些 建议，成为“冷战史新研究”这一学术新潮流崛起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使得盖迪斯自 己理所当然地成为“冷战史新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
    盖迪斯本人对于国际冷战史的重新探讨，是以一系列在他看来“有意义的问题”为中 心而展开的--什么是冷战？冷战为什么会发生？冷战为什么会保持为冷战，而没有升级 为热战？冷战为什么会以苏联及其集团的解体而结束？从20世纪国际关系史以及更为广义 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冷战占有怎样的地位？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集中 地反映在1997年出版的《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
    “什么是冷战”，这是研究冷战的每个学者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人们- -包括盖迪斯本人在内--对此最通常的定义是：冷战是发生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 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军事对抗；由于热核武器的出现，人类 拥有了足以毁灭人类自身的手段，因而使得这种对抗的升级受到限制，不能不局限在“ 冷战”的范围内，而未能发展为“热战”。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并没 有否定这种对于冷战的通常定义，但他同时又强调指出，仅仅将冷战所要解决的问题归 结为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是不恰当的；从根本上看，冷战所要解决的 ，是意识形态、思想观念与制度层面的问题（注：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2.）。
    根据这样的认识，盖迪斯集中探讨了“冷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问题。整个冷战时期（ 尤其是初期），由于冷战起源问题本身所隐含的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及学术层面的复杂性 ，它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热点，也成为各学派之间论争、分野的重要标志。毫不奇怪， 当来自冷战“另一方”的新资料使得西方学者第一次有可能从双边乃至多边视角对冷战 起源加以审视时，这个问题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充分重视。盖迪斯在9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 文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在广泛利用后冷战时代出现的新资料的基 础上，也将冷战起源当作讨论的重心，很大程度上对以他本人为主要代表的“后修正派 ”的一些基本看法作了重大修正。包括盖迪斯自己在内的许多“后修正派”学者曾认为 ，从利益追求的角度来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存在发起冷战的意图。冷战之所以形 成，是两国领导人对于对方意图“误读与误判”的结果。盖迪斯过去很少讨论究竟哪一 方应对发起冷战承担责任的问题，在他看来，从学术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 的问题。但在《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书中，盖迪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明显地将导致冷 战发生的责任放到了苏联与斯大林的身上。他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革命领袖，“从未放弃过关于‘世界革命’的最终理念”；在战后苏联对外政策行 为的实际发展中，这种理念又同因战争结果而大大加强的扩展苏联国际权力地位必要性 的信念结合起来，形成了苏联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的进攻性特征。由于苏联的政治制度 缺乏制衡机制，斯大林很容易将自己对于“安全”与“威胁”的种种幻觉转变为政策的 动力，从而造成他对国际政治性质绝对“零和”的理解。其结果，则是促使战后国际关 系向着冷战方向进发。盖迪斯因而提出，冷战是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 有斯大林的存在，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冷战的发生。通过这样的提法，盖迪斯实际上已将 冷战发生过程中的领导人个性等历史偶然性因素放到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注：参见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1997,especially pp.25,29-33, 292-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