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之所以顽固地抱着这个想法不放,还要从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中去找原因。 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法兰西民族主义历史悠久,它同任何民族主义一样,都具有两重性。即在一定条件下,它是进步的、爱国的,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可能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表现为排外性的或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现象,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资产阶级以全民族的名义同封建阶级进行斗争,斗争胜利时产生了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扩张性与民族主义融合起来,使民族主义又具有了另一种属性。 拿破仑也是法兰西民族史上的一位伟人。拿破仑以他辉煌的业绩在法国史、甚至欧洲史上创造了一个“拿破仑时代”。他靠的是什么?除去客观历史条件和他本人的才干之外,是他以法兰西民族为后盾,将民族的命运和利益与个人的志向与抱负融合在了一起,才能顺应法国大革命的要求,才能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才会有那么巨大的成功。但是,当拿破仑获得击溃反法联盟的胜利、巩固了大革命的成果之后,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扩张性与他所依赖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终至野心和权欲膨胀,超出了客观历史条件对他的要求,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 戴高乐主义虽然植根于悠久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中,但它却是萌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和实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自然不能与战后没有获得解放和独立、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甚至不能与战后新获得独立和解放的民族和国家的民族主义相类比,它们既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也不会有同一种归宿。戴高乐主义中体现的这种法兰西民族主义,一方面,它在强调抵制外来影响时,往往表现为排他性;另一方面,它在强调自身发展时,又往往带有扩张性。 在战争时期,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为解放、独立和自由而战,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这是进步的,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但是,在争取法国战后地位的斗争中,戴高乐主义展现的政治蓝图仍然是遭人唾弃的法兰西帝国,这种将老殖民主义权益作为国家主权来捍卫的做法,显然是保守的、不合历史潮流的。 在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引导法兰西人民承认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联合欧洲国家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控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法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是进步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但是,戴高乐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和扩张性。戴高乐主义的扩张性,或者说戴高乐对外政策主张中最易被人怀疑有扩张企图的,是他的欧洲观。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控制西欧,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首先是控制德国,接着是充当“六国欧洲”(注:指欧洲共同体最初六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领导,然后是整个西欧,再扩大到整个欧洲的野心。戴高乐一直认为,法国应该是欧洲的“中心和首领”,“法国不居领导地位,欧洲就无法形成”,“法兰西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这种赤裸裸的语言,再加上他那往往是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式的行动,不能不使他的欧洲盟国心存戒备。埃德蒙·儒弗在他的《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这本书里,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转述了西方舆论下的“法国的霸权野心”。戴高乐被描绘成“欧洲或共同市场的旗手”、“保姆”、“女管家”、“欧洲皇帝”、“拿破仑第一”、“家长”,等等。在一些人的笔下,戴高乐的欧洲观成了“欧洲就是我”,戴高乐成了“欧洲的总统”,人们指责他有建立法兰西第三帝国的梦想(注:埃德蒙·儒弗:《戴高乐将军与欧洲建设》(Edmond Jouve,Le Général de Gaulle et la Construction de l'Europe I)第1卷,巴黎法律与法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91-693页。)。 戴高乐当然也了解欧洲盟国对他的看法,他说道:“我们的邻国拒绝接受法国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的呼吁,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言,在某种程度上害怕我们称霸。”(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215页。)正因为这个原因,欧共体其他成员国拒绝了戴高乐的政治联盟建议,不想完全拒绝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作用,赞成接纳英国进入共同体。因为他们不情愿法国像美国那样来控制自己。 当然,戴高乐主义中的这种局限性,并不抹杀戴高乐主义在法国、在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戴高乐主义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妥协精神,使法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和地位,使法国起码在“二流强国”中站到了最前列。由于戴高乐主义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顺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仍然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而在法国,不管是戴高乐派执政,还是曾激烈地反对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政治派别执政,虽然其对外政策有过适时的调整,但体现戴高乐主义实质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方针,却一直时隐时现地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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