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戴高乐主义的现实与理想
    体现在东西方关系、欧洲建设和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中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高尚目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戴高乐主义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这种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为主线的戴高乐主义，孕育于20世纪初期，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完善于战后的60年代，这绝不是偶然的，它有着自己产生和形成的客观思想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是什么？戴高乐主义的客观思想基础就是法兰西民族主义。
    戴高乐出生在1890年的法国。此时的法国，已告别了它那纵横捭阖、独霸一方的世界强国地位。1870年的普法战争虽然过去了20年，但那割地赔款的耻辱仍像一个铁砣一样压在法国人心头。旧耻未雪，戴高乐又亲身经历了战败投降的两次世界大战，国土被践踏，人民受蹂躏。法国历史上法兰西民族那些抗御外侮和振国建威的英雄都哪里去了？人们在寻找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眼里看到的却是拿破仑三世、贝当和赖伐尔。法国无可奈何地走下坡路了。戴高乐正是生活、成长在这个走下坡路的年代，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孕育了自己的思想，培养了自己的个性，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奠定了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
    弗朗索瓦·德雷菲斯在分析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时，认为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因素就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戴高乐出生的那个年代，民族主义在法国的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普遍现象。那时候的法国政党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政党。自从法国失去阿尔萨斯-洛林之后，复兴法国和有朝一日收复阿尔萨斯-洛林的念头，成为法国几代人的奋斗目标。在学校的教科书中，在流行的文学作品中，到处都可见到这种情感的流露（注：弗朗索瓦·G.德雷菲斯：《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第45-46页。据载，欧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成了最畅销的教科书，在1880-1960年间出生的孩子中，几乎80%手里都有过这本书。还有中国读者熟悉的，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特性，都有它体现一定特色的民族传统思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演化到近代的法兰西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就带有在压抑下的反抗性、在落后中的进取性、在分裂中的向心性。以法兰西民族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戴高乐主义，正是体现了这种反抗性、进取性和向心性。
    戴高乐退休后曾问过马尔罗：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因为马尔罗没有点出戴高乐主义的实质。反法西斯主义可以照搬在众多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那不是混淆抹杀了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了吗？于是，戴高乐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的。”（注：安德烈·马尔罗：《砍倒的橡树》（André Malraux,Les Chênes qu'on abat），巴黎伽利玛 尔出版社1971年版，第147、154页。安德烈·马尔罗，法国文学家、政治家，抵抗运动 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在戴高乐时期曾任文化部长近10年。）米歇尔·德勃雷这 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 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 运的理想。”（注：弗朗索瓦·G.德雷菲斯：《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第9页。米歇尔 ·德勃雷（MichelDebré），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老战士，坚定的戴高乐主义者，法兰 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主要起草者、首任总理，出任过司法、财经、外交和国防部长。）由此 可以认为，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 密不可分的。在戴高乐的思想中，他谈论国家，国家后面就是法兰西民族；他谈论人民 ，人民后面也是法兰西民族。他的思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民族利益和国家 利益之中，待到开花结果之后，他又将它服务于法兰西民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他所有的政治思想活动和实践，都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延伸的结果。戴高乐主义产生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具体地说，产生于1940年戴高乐的“六·一八”号召。因为从那时起， 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就开始了。这种斗争， 在二战期间主要表现为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即要将法兰西民族从法西斯的 奴役下解放出来，给法国以独立和自由。但戴高乐主义又不完全是反法西斯主义、反民 族投降主义，它还包含了为争取法国未来地位，为恢复法兰西的光荣伟大，同一切损害 法兰西民族利益的行为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戴高乐不同意马尔罗看法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戴高乐主义中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这一历史使命告一段落了，那么，为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斗争自然就突出出来。戴高乐说道：“对我们来说，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恢复法国的完整、帝国和国家遗产；意味着国家必须重新绝对控制自己的命运。任何窃夺国柄的势力，不论来自国内或国外都必须摧毁肃清。”（注：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1卷下，第653页。）但是，正当戴高乐想趁战争胜利，去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时候，他却无力战胜围绕内外政策角斗的政党政治的挑战，只好退出了法国政治舞台。这一退就是12年。
    那么，为什么在战争期间戴高乐主义可以完成它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投降主义的历史使命，到战后，直至差不多整个20世纪50年代，戴高乐却无法继续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呢？
    翻翻戴高乐战后的言论，不难看出，他把一切原因都归咎于法兰西第四共和国，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时期执政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戴高乐憎恶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政策，认为在这些政府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除了外国命令我们做的事外，自己什么也不做”。这个外国，当然就是指美国。为戴高乐当过多年外交部长又任过总理的顾夫·德姆维尔也说过：“从1946年到1958年，美国控制了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在财政上依赖美国--马歇尔计划；我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北大西洋公约。”（注：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1958-1969年的一项对外政策》（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Une Politique étrangère 1958-1969），普隆出版社1971年版，第18页。）
    的确，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主要执行了一条亲美大西洋政策。在这一政策下，法国的独立性受到限制，民族利益和愿望不能得到最惬意的满足。就连第四共和国首任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也不得不承认：“每一笔贷款的给予都取决于政治现实，每获得一笔贷款，我们的独立就要减少一些。”（注：引自戴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5页。）但是，戴高乐将一切原因都归咎于第四共和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也就有欠公允。实际上，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府及政治家们，也不是完全听命于美国，更不是心甘情愿地听命于美国。第四共和国时期，在对德政策问题上，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危机、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第四共和国政府同美国都有着尖锐的分歧，甚至皮杜尔在私下先戴高乐五年提出过建立“三国政治小组”领导北约的想法（注：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领袖，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第四共和国时期出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为阻止法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并转入地下鼓吹恐怖活动，1962年流亡巴西，1968年回国后只参加些象征性活动。）。而在美国的核技术封锁下，法国核武器发展计划也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制定并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