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时对苏联的政策，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主义反对霸权，要求独立自主于美国的愿望。
    在戴高乐看来，苏联同美国一样都是霸权国家，认为这两个大国的实力、对立和争霸威胁着全世界。在戴高乐主义的所有经典中，都没有改变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极权专制国家”，它的本质是扩张的，是西方“自由世界”的共同敌人这个看法。也正是因为此，法国只能归属于西方阵营，它始终是这个联盟中的一员。在东西方对垒的关键时刻，比如1958年开始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法国坚定地同盟国站在一起。但是形势毕竟发生了变化，苏联也在变化。在戴高乐眼里，从结构上看，东方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和甚至裂痕；从思想上讲，苏联也在寻求和平，避免战争。问题在于，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结果不能靠美苏两个大国来实现，如果仅由它们来主宰世界，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危险。每个国家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特别是法国，更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对苏政策中，戴高乐主义最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任何涉及东西方关系的国际大事，法国决不让它成为只是美苏之间的问题，它应当也是法国的问题。要实现戴高乐主义的理想，就必须打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局面，而最直接的阻力，是来自美国，因此，同东方国家发展关系，不仅打破了这种一统局面，显示了法国的世界性作用，而且有可能从苏联获得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增强同美国闹独立的筹码；接着，法国要起世界大国的作用，首先要在欧洲站住脚跟，要在西欧起领导作用。这就有必要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欧洲问题上先同苏联打交道，寻求共同语言和合作可能。如果不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欧洲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法国也不可能在欧洲谋求自己的地位。法国完全可以单独地，而不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推行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策，即戴高乐提出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正是这一开创性的政策，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起了表率作用。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在法国与美国闹得最凶的1966年，戴高乐正式访问了苏联，在法苏关系史上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苏联人当然乐意看到对手阵营里出现“窝里反”，但在苏联人的眼里，绝不可能像戴高乐那样将戴高乐主义看得那么高，法国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地位，苏联的主要对手只能是美国。1968年8月20日，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国家军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无疑给戴高乐主义的“缓和、谅解和合作”政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提醒他对苏合作是有限度的，在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仍然是国际关系走向的决定因素。
    戴高乐主义与欧洲建设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戴高乐对待欧洲建设的态度，许多人都承认戴高乐有一个“欧洲观”。戴高乐的“欧洲观”，是戴高乐为法国制定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戴高乐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也不能脱离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这个实质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欧洲联合为核心的欧洲建设，在从未有过的声势推动下，成为欧洲各国政治家讨论和实践的政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围绕欧洲建设的道路问题，出现了联邦主义和邦联主义两大主张。联邦主义者认为，欧洲的不和与冲突，源出于民族国家这种传统组织形式引发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逐渐放弃民族国家这种形式，建立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一体化的超国家权力机构，以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凡是参加这种组织的欧洲国家，都要逐步地出让自己的主权。邦联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是客观存在，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这些情况和特殊利益不可能因为出让主权就不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欧洲建设的道路不是成立欧洲联邦，而是在主权国家之间进行邦联式的联合。
    无疑，戴高乐主义者肯定是邦联主义者。
    早在1944年3月，戴高乐在阿尔及尔的协商会议上就谈过战后欧洲建设问题。他认为为了实现战后欧洲大陆的均衡，有必要组建一些集团，“但不应当损害每个成员国的主 权 ”，如果法国参加这样一个集团，他认为一定能够作出巨大贡献（注：夏尔·戴高乐 ： 《战争回忆录》（Charles de Gaulle,Mémoires de Guerre）第2卷下，普隆出版社19 80 年版，第566页；夏尔·戴高乐：《言论书信集》（1940-1946）（Charles de Gaulle, Di scours et Méssages）（1940-1946）第1卷，普隆出版社1970年版，第380页。）。在战后 ，戴高乐反对建设一体化和超国家式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 权的、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注：“l'Europe des Etats”，有人译成“祖国的欧洲 ”，但我倾向译成“各国的欧洲”，觉得更表明戴高乐的原意。）。
    在1958年重新执政之前，戴高乐就坚决反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他将这两个计划指责成“一堆碎煤烂钢”，“一个骗局”，“假象”。超国家机构在他眼里成了“怪物”和“机器人”。在他看来，凡属超国家的一体化机构，都是要法国放弃自己民族的特性，放弃国家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这是与戴高乐主义的指导原则和实践绝对不相容的。
    1958年重新执政后，戴高乐就不再是以一个在野的政治家身份站在一边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评头论足了，而是以一个执政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开始全面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欧洲观了。当然，法国并不是反对欧洲建设。戴高乐主张的是建设一个欧洲邦联。最能代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建设观点的，是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讲话。他说：尽管有人总认为我说过“各国的欧洲”，但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声明中说过，可能你们会感到奇怪。当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决不否认自己的看法。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欧洲不包括法国人的法国，德国人的德国以及意大利人的意大利，我不相信这个欧洲还能有什么存在的现实性。
    但丁、歌德和夏多布里昂是欧洲人，也正因为他们是杰出的意大利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如果他们是无国籍者，如果他们的思维方法和写作，是用的某种统一的“世界语”，那他们对欧洲就不会有多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