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
    1969年4月戴高乐再次退隐回乡并于1970年11月9日因病去世以后，许多人都以为戴高乐主义会同戴高乐本人一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只会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事实并非如此。戴高乐之后，从1969年至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又经历了四位总统：蓬皮杜（戴高乐派，1969-1974），吉斯卡尔-德斯坦（独立共和党人，准戴高乐派，1974-1981），密特朗（社会党人，反戴高乐派1981-1995），希拉克（戴高乐派，1995-）。因为基本上已经都是历史，所以作为回顾和总结来讲可以说，不管他们派别如何，风格如何，他们在法国政坛上都执行了一条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世界体系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战后各届法国政府都在不懈地推行‘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戴高乐、戴高乐派人士、还是其他任何人主政”（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法国是关键》（Immanuel Wallerstein,“France is the Key”），宾格姆顿大学布罗代尔中心《评论》（Fernand Braudel Center,Binghamton University,Commentary）2003年2月1日第106期。他将战后各届政府，包括第四共和国政府都算在内，如戴高乐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在这些执政者中，应该以反对派的密特朗和铁杆派的希拉克最具特色（注：张锡昌、周剑卿两位前辈在《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一书中，将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三人执行的戴高乐主义分别称之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新潮的戴高乐主义”、“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也颇有新意。）。
    作为戴高乐之后戴高乐主义的首位继承人，蓬皮杜执政的时间相对短了一些。在继承戴高乐主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的某些风格，但并没有体现出他的完整风格。说他执行的是“现实的戴高乐主义”，是符合实际的，但如果说他执行的是“紧缩的戴高乐主义”，可能会更生动一些。所谓“现实的”，或者“紧缩的”，意思是蓬皮杜时期的戴高乐主义，尽管在最后对美关系上因“欧洲年”和“新大西洋宪章”有些紧张，但总体上不像戴高乐时期那样富有挑战性和进攻性，特别是在对美关系上，已明显突出了改善关系的愿望，并且收缩了可能同美国摊牌较量的战线。比如终于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加强了在北约范围内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尽可能避免在政治领域同美国的公开冲突等等。出现这种变化，应该说是因为两大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整个国际局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时期，美苏领导人在互访过程中完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签署了一些条约和议定书，开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和中欧均衡裁军会议。法国希望在东西方缓和中实现欧洲缓和，自然需要松快的法美关系。二是因为法国“五月风暴”和戴高乐被迫二次下野，足以证明法国内政问题已重于外交问题，优先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也需要一个比较平和的法美关系。
    至于吉斯卡尔-德斯坦，之所以称之为“准戴高乐派”，是因为他所领导的独立共和党只是与戴派结盟的一个小党。他当选总统，是在蓬皮杜因病突然去世，法国各政治派别准备不足，戴高乐派内讧的情况下被推选上台的，有一定偶然性。再加上吉斯卡尔-德斯坦虽然是个理财能手，但在国防外交上并未显出过他特有的才华和个性，所以他的执政纲领，只能是在蓬皮杜之后，继续按戴高乐主义规定的路线走下去。有人也就“吉斯卡尔-德斯坦主义”作过探讨，但那只不过是戴高乐主义的翻版而已。当然，吉斯卡尔-德斯坦提出过“世界主义”，其实，在今天看来，“世界主义”就是正在寻求适应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大趋势的戴高乐主义，其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吉斯卡尔-德斯坦是把法兰西民族放在“世界主义”的帽子之下去推行戴高乐主义。不过，正是在“世界主义”的主张之下，吉斯卡尔-德斯坦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才创导出了南北对话、欧阿非对话、后来的七国首脑经济会议，以及欧洲货币体系、欧洲议会等等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应该提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密特朗就一直是戴高乐的政敌。1981年竞选总统时他曾宣称，将以法国式社会主义取代戴高乐主义。但在执政以后，密特朗又公开说自己“继承了戴高乐将军的政策”。事实也是如此。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位置上任职14年的密特朗，虽然时时不忘法国式社会主义，但终究没有脱离戴高乐主义的轨道。
    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为法国制定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对外战略。密特朗追求的仍然是法国的“世界作用”和“全球责任”，这与戴高乐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密特朗是在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追求这个目标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密特朗试图以法国式社会主义中的理想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来代替戴高乐主义中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
    在东西方关系中，戴高乐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周旋于美苏之间。密特朗与美苏两国也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从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提出了“两个帝国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军事帝国主义”和“美国经济帝国主义”对法国都构成威胁（注：弗朗索瓦·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7-218页。）；在欧洲，密特朗像戴高乐那样倚重“法德轴心”推进欧洲联合，不同的是，密特朗强调的是联邦主义，戴高乐强调的是邦联主义；在第三世界，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要充当“代言人”，不过，戴高乐主义打的是“民族独立”这面旗帜，密特朗喊的是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正义”、“平等”与“人权”。
    在位14年，密特朗按照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要求在对外政策中推行戴高乐主义，结果乏善可陈。首先，这是因为戴高乐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法兰西民族主义，它维护和追求民族利益的目的和手段是赤裸裸的，任何有损于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事，戴高乐都敢于说“不”字，因此戴高乐主义才会有声有色，有花有果。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它虽然也主张维护和追求法兰西民族利益，但是在“正义”、“平等”的口号下，其目的和手段难免羞羞答答，这就决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戴高乐主义是走了样的，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其次，戴高乐主义的产生和实施有它特殊的历史条件。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后世界形势大变，法国失去了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特殊作用。密特朗面对新形势没有拿出新的举措，随即又面临换届选举，这就注定了密特朗推行的是平平淡淡的戴高乐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