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按照戴高乐主义的原则，戴高乐是将法国当作欧洲的领导来推进欧洲建设的。戴高乐认为，面对美苏在欧洲的争夺，欧洲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在他看来，法国可以充当欧洲共同体的领导。因为在六国共同体中，比、荷、卢都是小国，谈不上领导作用，意大利不仅实力和影响不够，而且还有二战劣迹，德国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不可能出面领导六国欧洲。更何况德国已“自愧不如”，需依靠法国的政治地位，法国不领导欧洲，还有谁能领导？
    戴高乐主义与第三世界法国是一个老牌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戴高乐也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他曾是法国殖民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从小，戴高乐就崇尚殖民战功。在少年时代，他就将法国殖民事业的成果看成是法兰西光荣伟大的一部分。他为“法绍达投降”感到悲痛（注：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南部科多克地区。1899年，法英殖民军为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在法绍达相遇，法国因实力不及被迫退出该地区。）。他甚至乔装打扮成殖民将军费德尔布的样子回家，说是“费德尔布将军来访”（注：费德尔布（Faidherbe，1818-1889），法兰西第二帝国殖民将军，率军征服塞内加尔。）。他在圣西尔军校时的班级被命名为“菲斯班”（注：菲斯（Fès），摩洛哥北部城市。1912年3月《菲斯条约》规定摩洛哥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作为法国殖民军官，他到过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耶路撒冷，而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开法国文明殖民地人民无法生存”的顽固偏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维护法国的伟大和完整时，他脑子里装的是包括所有殖民地在内的法兰西帝国，他为这些殖民地不惜与英美唇枪舌战直至动武。1945年5月，戴高乐镇压了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民族起义。8月，他下令派出了印度支那殖民远征军，试图在印度支那重现法国的殖民统治，终于导致了长达9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对于1956年的苏伊士事件，他当时为自己无权作主遗憾不已，说要不然2小时内就可以让伞兵占领开罗。
    如果按照戴高乐一贯的殖民主义思想，戴高乐主义中关于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部分，肯定只能是老殖民主义的翻版。但恰恰是戴高乐重新执政、有权作主这个时期，是世界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的时期。戴高乐是一个老帝国派军人，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历史潮流面前，一步一步地退却，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为戴高乐主义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改写了新的内容。
    1958年，在关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讨论中，戴高乐不顾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兰西联邦”中殖民地国家普遍的独立要求，坚持在旧殖民体系的框架内确立关系，只允许殖民地国家在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中成为有限制的自治国家，而不是成为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在进行通过新宪法公民投票前，戴高乐曾以取消所有援助警告坚决要求独立的几内亚，但是几内亚在杜尔领导下坚持独立。结果，除几内亚以外，12个法属非洲国家成为法兰西共同体成员（注：12国是：马达加斯加、达荷美（贝宁）、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马里、毛里塔尼亚。）。宪法规定，这些国家的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战略物资的控制权仍在法国政府掌握中。法国给予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允许退出共同体，法国参议院分配给98个席位。而与此同时，正在浴血奋战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仍被确定为法国的一个“省”，遭受着法国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是，微不足道的让步和改革，在战后强大的民族解放潮流中已不能满足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几内亚效应”开始发挥作用。1960年6月，塞内加尔和乌里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此例一开，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经过协商，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宣布承认这些国家独立。这就是后来人们称谓的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不过，这一“非殖民化”，直到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才算基本完成。
    戴高乐在回忆当初作出这些决定的复杂心情时说道：“在重新执掌法国的领导权时，我就作出决定，从今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的帝国义务中摆脱出来。人们可以设想，我这样做，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轻率决定的。像我这个年纪和像我所受过的教育的人，成为自己倡导的这项变革事业的主持人，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颂扬了法国殖民历史之后，感叹道：“对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啊！”（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43、44页。）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迫使戴高乐不得不忍受这么痛苦的精神考验呢？
    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第二次民族独立运动高潮以空前绝后的声势席卷全球（注：我将20世纪的民族独立运动划分为三次高潮。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传统帝国的崩溃；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殖民体系的彻底瓦解；三是冷战结束之后，它的主要特点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民族分离。）。这一运动，与过去的民族独立运动有明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政党或者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之下，它不仅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形成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而且，武装斗争也成了它的主要斗争形式，并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声援和支持。这一严峻的形势，使一贯主张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戴高乐，有可能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角度去考虑殖民地国家的要求。戴高乐认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们目前的时代，从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是每一个民族都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他“希望法国能利用这种机会消除过去的仇恨、偏见，把从前的臣属关系改变为伙伴关系”（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52、46页。）。
    其次，从法国的自身利益考虑，戴高乐认为，继续维持过去那种旧殖民关系，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得不偿失了。他认为，过去在殖民地的付出与收获“似乎是值得的”，现在要求不一样了，负担在不断增加，更何况不甘屈服的愿望终于导致反抗，使法国陷入不能自拔的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耗尽了法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时，法国欠外债30亿美元，储备金仅剩6.3亿美元。战事不断，政局不稳，几十万军队被拖在阿尔及利亚。戴高乐感到再也不能继续这种状况了。他明白表示，实行“非殖民化”，“首先是因为如果继续去承担那些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不相适应的义务和负担，这同法国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注：夏尔·戴高乐：《言论书信集》（1958-1962）第3卷，第290-291页。）。因此，他要断然结束“从前是光荣的，而今后却是导致毁灭的殖民统治”（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1、90页。）。
    最后，既然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目前的利益和新的抱负是相违背的”，那么，这句话必然归结为维持旧殖民统治是与戴高乐主义中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的。由于法国长期顽固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不惜动用武力，采取最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报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致使法国在国际舆论中声名狼藉。就像在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样，法国不仅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一致谴责，而且也常在国际舞台上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利用。显然，殖民地问题成了戴高乐主义试图在美苏之间保持独立、争取大国地位的掣肘问题。法国必须摆脱“老殖民主义”形象。
    在实行“非殖民化”之后，戴高乐感到一身轻松。在一段时期内，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当第三世界利益的代言人，成了戴高乐主义展现自己的主要方式。法国恢复了因苏伊士危机和阿尔及利亚问题同阿拉伯国家中断了的正常关系。法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且敦促美国向法国学习趁早承认中国--这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明显地独立于美国的一个最大外交决策。法国在各种场合反对美国干涉越南，戴高乐甚至像当年美国不经磋商就接待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一样，在金边会见越南北方代表。法国代表像美国利用联合国批评法国一样，在安理会谴责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在中东爆发“六日战争”时，法国明显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戴高乐本人对这一切行动深感满意，他说道：“法国敢作敢为的独立自主的行动引起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注意。……法国在精神、外交和物质地位上的变化，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相继到巴黎访问。随着这种访问的日益增多，必将使我国首都最后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多少世代以来，它从未显得这样活跃。”（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279-2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