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祖国是一个有情感的名词,而建设欧洲是要以能行动、有权力、负责任的因素为基础的。具有这种因素的基础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在这方面才是有效的,合法的,而且有能力去实施欧洲建设。我已经说过,我还要重复,在当前,除了由各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欧洲。除此之外都是些神话、空想和空谈(注:夏尔·戴高乐:《言论书信集》(1958-1962)第3卷,第401页。)。 戴高乐在欧洲建设中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各国之间合作的欧洲邦联,是戴高乐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个思想在欧洲观中的直接反映。一方面,戴高乐追求的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伟大的作用,法兰西民族和国家在世界上应有大国的地位,它不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内。另一方面,戴高乐担忧的是,如果放弃主权,欧洲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从属于这个机构之外的国家。毫无疑问,他担心的是美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戴高乐不仅坚决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而且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 所谓“欧洲人的欧洲”,其寓意异常清晰,就是要在欧洲建设中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影响,使欧洲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欧洲。严格地说,美国并不反对欧洲建设,因为一个强大统一的欧洲毕竟是美国可依托的力量。当然,前提是欧洲建设的任何一个步骤和目标都应该纳入以美国为领导的“大西洋体系”中。但这却是与戴高乐主义不相容的。早在1951年12月21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美国人的政策有时表现得令人恼火,这些表现,有时会使人想到美国的压力可能是建设欧洲的重要因素。而实际上是,或者欧洲由自己建成,或者就根本建不成。……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在地图上是可以看到的。”(注:夏尔·戴高乐:《言论书信集》(1947-1957)第2卷,第490页。)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多次提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认为从地图上看,苏联乌拉尔以西都属欧洲,应该建立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体欧洲”。其实,“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这句话,戴高乐虽然说过不下几十次,但从来没有详细阐释过,就连苏联人也不知所以。保罗·雷诺批评戴高乐时说,尽管“斯大林和戴高乐之间的对话只是熊和羊羔的对话”,但是“在这个欧洲内,他要摆脱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比法国更发达和富裕的国家……”(注:保罗·雷诺:《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Paul Reynaud,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Gaullisme),巴黎茹利亚尔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保罗·雷诺,二战初期法国投降前主战派代表人物、政府总理,曾给主张抗战的戴高 乐极大支持。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 这就是说,在戴高乐主义关于“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里,不仅排斥美国,而且也排斥本该属于欧洲地理范畴、但却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 对美英关系,戴高乐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丘吉尔开始,英国人“甘心追随美国人的政策”。这是在战争期间得出的结论。他不可能忘记丘吉尔对他说过:“您要知道,当我必须在欧洲和海洋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海洋的。您还要知道,如果必须在您和罗斯福之间作出选择时,我总是选择罗斯福的。”(注: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66页。)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政策,使英国“被大西洋彼岸的大陆吸引着越走越远”。英国仍然奉行一种不直接介入欧洲大陆事务的政策。英国没有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签约,英国不仅不参加罗马条约,还组织欧洲自由贸易区与欧洲共同体相抗。直到1961年7月,英国切身感到这样做得不偿失,才正式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 在戴高乐眼里,英国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是想安插在欧洲共同体内的一个“钉子”,一匹“特洛伊木马”,他不能允许美国利用英国乘机插足欧洲。1963年和1967年,英国参加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两次遭到法国的否决。 戴高乐主义反对超国家的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反对美国控制欧洲,主张欧洲人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中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对外政策思想和实践中,置身于欧洲建设,是法国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首先在欧洲站住脚跟,在欧洲树立起法国的领导形象,才能谈及大国地位。试想,如果法国在欧洲都不能站在前列,它还能站在世界前列吗? 要想在欧洲起领导作用,既不能让美国插进来,也不能让英国插进来,只要牢牢制约住德国,剩下的一些国家就好办了。按照戴高乐的最初设想,战败后的德国应当被肢解成若干个小国,使它永远不可能成为邻国新的威胁。但是,美英的战后战略安排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格局,使他不得不接受从“舒曼计划”开始的将德国纳入一个联合机构中并加以控制的事实。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他从戴高乐主义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目标出发,充分认识到欧洲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法德关系在欧洲问题中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在戴高乐和阿登纳的几年努力下,法德两国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从此,人们所说的“法德轴心”开始运转。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并以此为欧洲建设的基础,其目的,是想通过合法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明显优势控制德国。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德国重新崛起称霸,另一方面是想拉住德国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增强自己抗击美国的份量,并在德国问题上--当时国际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争取更大的发言权,以提高法国的地位和作用。戴高乐通过推进法德合作关系,使“法德轴心”成了欧洲共同体的决定力量,由于在这个轴心中重心偏向巴黎,所以法国在欧洲共同体中一直起到“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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