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戴高乐确立了“非殖民化”这个决策，允许法属殖民地国家实现独立。
    通过法国对外政策反映出来的戴高乐主义，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戴高乐推行戴高乐主义，反对美苏称霸，反对美国的霸权，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法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西欧国家中，戴高乐主义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便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作出决策了。因此，无论怎么看，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实践戴高乐主义的行动，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反霸潮流的一部分，它不仅不是孤立的，而且在相当范围内起到了表率作用。
    戴高乐与戴高乐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应国际和法国国内客观形势发展变化的要求出现的人和事。早在评价拿破仑时，马克思曾引用过爱尔维修的一段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0页。）恩格斯也指出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注：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507页。）这就是说，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没有戴高乐，也会有另一个人出现适应历史的需要，没有戴高乐主义，也必然会有另一种主义的产生。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但是，正如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注：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它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原理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无论是对无产阶级的杰出人物还是资产阶级的杰出人物，应当说都是适用的，关键在于杰出人物如何对待历史赋予他的职责和条件。“伟大人物只有善于正确地认识这些条件，懂得怎样改变这些条件，才有一些价值。”（注：斯大林：《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毕竟适应了20世纪40年代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需要，适应了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大势，而且为法国置身其中创造了条件，如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艰难创业，“非殖民化”的实现，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国内戴高乐体制的建立等，这些都是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的历史价值所在。
    当然，戴高乐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他带有局限性的思想基础上凝结的戴高乐主义，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他所处的世界和社会，难免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可能找到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
    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争取法国的大国地位。在戴高乐的努力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终于争到了一个“准大国”的地位，但是，“准大国”并不是戴高乐的理想，也不是戴高乐主义的目标。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再一次努力，法国的地位不一样了，它的的确确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往往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一种独到作用。由于法国的独立自主，法国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赢得了友谊，在西欧国家中赢得了领导地位，而且也迫使美苏对它另眼相看。照戴高乐的说法是：“我们的国家突然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了，以前人家总是把它当作一个跑龙套的。至于各国政府，不管是属于盟国一方的，属于东方国家的，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都懂得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法国重新和它过去的历史衔接起来了，再也不听从任何人指挥了……”，“最近这几年，法兰西在世界上已经恢复了它原有的面目和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国重新卓立于世界。”（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222、224页。）
    当然，法国的形象是改变了，法国的实力是增强了，法国的地位也改变了。但事实与戴高乐追求的戴高乐主义的最终目标--“大国地位”仍不一样。时势已非，戴高乐终日难忘的，法国历史上那种称雄一世、独霸一方的“大国地位”是决不可能再现了。法国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在世界上数二流的地区强国。
    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主义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
    保罗·雷诺在他的《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一书中，全面抨击了戴高乐主义。他反驳戴高乐主义关于法国地位的看法。……所有这些话都是要法国站在最前列。它可能在某些领域，例如道德、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处于前列。但是它不再是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了。
    在美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美国与法国相比，经过了四次大发展，它的农业和工业在一个大陆上依赖两个大洋而向外开放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
    在苏维埃俄国已经处于最前列，这个俄国自战后以来在莱因河东岸扩展了100公里，在太平洋上占有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它横跨欧洲和亚洲，它的人口据大数学家们统计比美国还多，它的老百姓在贫困中生活，它在为实现一个贪婪的超级强国这个目标而努力的情况下，法国怎么能站在最前列呢（注：保罗·雷诺：《戴高乐主义的对外政策》，第15-16页。）？
    雷诺的反驳就这一点来说，不能说没有道理（当然，他据此要求改变法美关系是另一回事）。在美苏两个实力雄厚的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下，法国怎么可能争取到同它们平起平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