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实质在于，战后的客观历史条件，迫使法国不得不接受一项亲美大西洋政策。
    其实，1946年初戴高乐自己也是被迫下野的。他后来分析其原因时说：“很多实业家对我的行为感到不安，因为我的行动扰乱了他们依靠美援的前途。”（注：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第94页。）戴高乐被迫下野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戴高乐当时虽然有继续推行戴高乐主义的愿望，却不具备推行戴高乐主义的能力和条件。退一步作一个设想，如果1946年戴高乐没有下野，继续执政下去，他是否就能按他的设想去实践戴高乐主义呢？历史总归是历史。历史无法设想，更不能倒退，谁也无法对假设的历史作出准确的回答。但它却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戴高乐当时继续实践戴高乐主义，那种条件下的戴高乐主义，决不会像他重新执政后实践得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具有份量，那样影响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成了世界上惟一的既发“政治财”又发“经济财”的国家，它利用战后初期西欧国家经济、军事上的虚弱困境，通过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将西欧国家控制在掌心，在西欧独霸一方，形成了同苏联在欧洲对峙的冷战局面。西欧国家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和安全上的考虑，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全方位地依赖美国，整个西欧对美国实质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依附关系。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作出了选择。这个历史条件对法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就是法国从外交到军事都与公认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联盟趋于一致。许多迹象表明，当时的法国各种传统政治势力（除共产党外）以及社会舆论，都是赞同这一选择的。因此，戴高乐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扭转法国的对外政策方向，实践他的戴高乐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进入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欧国家生产恢复、经济发展，美国与逐渐成为一个松散联合体的西欧在实力对比上慢慢在起变化。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从原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变为相对优势，西欧国家已不是战后初期对美国那种全方位的依赖者，经济上对美国有了竞争性，政治上也开始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导致了西欧国家要求摆脱长期依赖美国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的世界矛盾给国际形势带来了新的特点。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尖锐突出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它尖锐突出，是因为涉及面广，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问题都与此有关；说它复杂，是因为不仅在不同国家或敌对集团之间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在各个集团内部盟友之间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甚至非常激烈。也就是说，战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既反映为战后新独立国家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反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还反映为在美苏两极体制内，不满美苏控制的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注：从行动上来看，苏伊士危机，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中苏争论，都属这种反映。）。
    很明显，在战后新形势下，除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不管意识没意识到，不管承认不承认，绝大多数国家都面临一个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因此，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是个普遍问题，他并不被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限定在某一部分国家之间。这就是戴高乐开始全面实践戴高乐主义的客观历史条件。
    应该肯定的是，戴高乐主义的精神实质与这个客观历史条件是相吻合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要求，才得以发展并取得成功。戴高乐主义的实质主要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保罗-玛丽·德拉戈斯曾经说，在戴高乐的历史观中，“民族性高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注：1992年10月在巴黎我同保罗-玛丽·德拉戈斯就戴高乐问题的一次谈话。保罗-玛丽·德拉戈斯（Paul-Marie de la Gorce），法国著名作家、记者，战略防务和对外政策专家，曾著有《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De Gaulle entre deux mondes,Paris,Fayard,1964）。）。戴高乐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出发，去观察世界，去考虑问题，去制定法国的行动战略。
    戴高乐历史观中的民族性也就是戴高乐主义中的民族性。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待同美国的关系，政治上法国和美国是一致的，但法国不能允许美国压制法兰西民族意志的表现，不能损害法国的利益，不能阻挠法国去争取大国地位。正如戴高乐在战争结束时说的那样，“必须指出，如果美国--世界历史舞台上的新角色，认为自己能够领导法兰西民族，那么在欧洲有若干世纪经验的各国，却从来没有这种幻想。”（注：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2卷上，第37-38页。）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苏联，戴高乐因此估计到苏联集团内部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
    从民族性这个角度去看美苏两霸，戴高乐认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霸权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因而断定霸权主义是行不通的，霸权主义会给世界也会给它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决不能向霸权屈服（注：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