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讨论的“交通”与“贸易”，在西藏史前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下面，具有最为宽泛的意义。所谓“交通”，既有今天一般意义上的交通路线、移动方式、驿站设施等含义在内，也可泛指史前人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进行的一切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所谓“贸易”，用余英时先生的话来讲：“可以包括所有类型的交换，这些交换可以涉及一切有经济价值的东西。”②事实上，交通也是人类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手段，它是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之中才有可能产生的文化现象。西藏史前交通与贸易的发展与当地原始文化的产生、发展以及和周边文化的交流紧密相关。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号称“世界屋脊”和“第三极地”的西藏高原，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也是遥不可及的荒芜之地，古来便有“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的惊叹。然而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大约在距今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西藏高原已经有了最早的人类活动，这些远古人类进入到西藏高原之后，其活动的范围远远超乎今人的想象，他们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很可能与华北平原、甘青高原、西南山地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器时代，西藏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有更为丰富的考古材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可靠的证据。
    一、石器时代的交换与贸易
    （一）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宝贝
    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西藏史前时代的“舶来品”，是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出土的10枚穿孔贝饰。这10枚贝经鉴定均系宝贝（Cowrie Shell），上有穿孔，出土时与其他的小件装饰品组合在一起，作为卡若原始居民日常佩带的装饰器物使用③。卡若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主持者童恩正就敏锐地指出：“此类贝主要产于南海，但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黄河上游诸石器时代文化中，经常可以发现以宝贝作为装饰品的情况，这似乎是我国原始文化的共同特征之一，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是以宝贝的传播作为一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而加以考虑的。卡若遗址远离南海，竟然也发现了这种贝，这除了证明它的居民与我国其他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居民有着共同的意识以外，也反映出了当时的部落之间的交换，不论是直接或间接的，已经达到了很远的范围。”④我们认为，卡若遗址中的这些宝贝直接来源于南海的可能性很小，最大的可能性则是通过与周边部落的间接交换得来的。
    卡若遗址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南北交通要冲的横断山脉谷地，在其北面与之时代大体相当的是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卡若遗址先民与黄河中上游流域的原始部落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从卡若遗址中的盘状敲砸器、有肩石斧、长条形石锛、安装有细石器的骨刀柄、细石器中的锥状石核和柱状石核、陶器中以平底器为特点、陶器表面装饰中采用大量彩绘图案、房屋建筑早期多见半地穴式房屋等诸多方面均可以得到体现。卡若遗址中出土的粟，也应是来自黄河流域的物种。所以，卡若文化与黄河上中游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具有的这些相似性，或有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或有可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其背后都反映这些原始部落之间相互交流的历史活动。
    卡若遗址的先民不仅与北方、东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通过横断山脉与其南方诸原始部落之间有着相互往来。在川西高原、滇西北高原的诸原始文化当中，可以观察到卡若文化的若干因素，如在川西北发现的打制石器中的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都与卡若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相似；四川和云南等地发现的长条形石斧、石锛和刃部开在弓背部的半月形石刀、陶器中缺乏三足器，房屋建筑早期有木骨泥墙的半地穴式，晚期出现地面建筑等特点，也都和卡若遗址相似。有学者将这些相似性归纳总结为：“这也许意味着它们都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分支。”⑤
    在卡若遗址的西面，大约距今约4000年前的南亚克什米尔河谷布鲁扎霍姆（Burzahom）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曾发现过与卡若遗址相似的某些文化因素。这些相似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地都流行弓背开刃的钻孔半月形石刀、半地穴的房屋、陶器底部带有篮纹装饰等。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也是童恩正先生，他在1985年发表的《西藏考古综述》一文中，便已经提及应当关注布鲁扎霍姆遗址和卡若遗址之间的相似性。他除了列举出两地相似的半地穴式房屋、长方形穿孔石刀等因素之外，还尤其细心地观察指出：“卡若遗址曾出土一种长方形骨片，靠近两端刻有横槽（标本T61②∶14），这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Kermanshah Distriet）甘吉·达维（Ganj Dareh）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约公元前8000年）所见的骨片如出一辙，暗示出西亚文化在很早即可能与西藏文化产生过交流。”⑥其后，徐朝龙又提出布鲁扎霍姆遗址所代表的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与中国北方龙山时代的新石器时代移民相关，认为龙山文化因素可能穿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越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到克什米尔⑦。而笔者则主张，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这些文化因素，与中国西南山地新石器时代农业（尤其是卡若文化）的某些因素似乎更为接近，提出这种文化交流传播的路线或有可能是经由中国西南澜沧江西进至雅鲁藏布江流域，然后再逆江而西，由班公湖一带进入到克什米尔境内⑧。近年来吕红亮进行更为详细的资料分析对比之后，认为克什米尔河谷以及印度河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本地传统，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外部世界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的接触是不容否认的，“两个地区之间不一定存在人口迁移，但可能存在文化特征的渗透。新石器时代晚期，受甘青地区影响的卡若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已经西渐至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而克什米尔河谷的某些因素也东渐至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带”⑨。从现有的资料看来，要勾勒出西藏史前与印度、克什米尔一带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联系以及文化传播的具体路线还为时尚早，但是从考古材料中所透露出的这种相互之间影响、渗透的现象却的确存在。吕红亮就特别强调指出，应当注意这个时期玉器、农作物种属等在这个区域内的相互流通与渗透⑩，这是很有见地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