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形态而言，西藏的石丘墓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一般的石丘封堆都不大，如曲贡村墓地的石丘墓（原报告中称为“石室墓”）地面的封堆已基本不存，只有少数墓可以观察到“在墓口上用砾石堆成丘状的封石堆”（44）。阿里东嘎·皮央遗址中发现的朗布钦、萨松塘和格林塘3处墓地地表均有石块堆成的石丘，立面呈丘状，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但以长方形居多。就石丘的规模而言，3处墓地也各不相同，其中如朗布钦墓群共分布有30多座墓葬，以底部呈长方形的石丘规模较小，底部呈梯形者规模较大，墓室一般长度和宽度均在2米之内。由于墓葬被盗掘者居多，石丘的原高度已大部不详，从现场调查发掘情况来看，现存高度均未超过1米（45）。但在阿里噶尔县境内发现的泽蚌墓地中，既有规模巨大的大型积石墓，也有形制较小的积石墓葬，其中尤其以编号为M2的一座积石墓体量最为宏大，该墓全部采用天然砾石人工垒砌，砾石之间可能采用泥土作为黏合，大体上可分为石基础及墓丘两个部分。石基础形制呈长方形，长62米，宽17.3米，逐层向上收分，形如梯形。在石基础之上再垒砌墓丘，因早年盗掘破坏严重，墓丘已基本不存，并形成向下的巨大盗坑。墓葬现存高度约3-6米。在该墓的西部（背面）位置，发现有石砌成的门道样遗迹，此外还用砾石砌建有3座圆形或近圆形的石台，推测后者的用途可能属于祭台或祭坛一类建筑。编号为M1的另一座积石墓体积次于M2，但也基本上可以归入大型积石墓。此墓平面形制呈梯形，顶边长28米，底边长24米，两腰分别长31米和31.5米。垒砌方式与 M2相同，也采用天然砾石层层收分叠砌成墓葬基础，其上再砌墓丘，墓丘现也被盗掘破坏，形成4个巨大的盗坑。墓葬现残存高度约2-5米。如此规模的大型墓葬，在西藏腹心地带均属王陵和贵族等级的墓葬，所以由此可以类推这些大型石丘墓的等级也应当属于王陵和贵族级别。另外，在遗址内也发现有数量众多的小型积石墓和石板墓，主要集中分布于遗址的南部，成群分布，多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墓葬多为边长1.3米×1.5米，采用砾石砌出边框，其残存于地表部分的石框基本与地表平齐。这些迹象都足以表明墓地的使用年代久远，并且经过周密规划布局，很可能按照不同等级划分茔区（46）。
    关于西藏石丘墓与周边地区石丘墓的关联性，由于出土器物太少，还很难加以比较研究，不过，童恩正先生早年曾经注意到西藏的石丘墓与蒙古、前苏联阿尔泰及贝加尔区石丘墓之间的某些相似性，推测“西藏的石丘墓相当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及前苏联阿尔泰区石丘墓中形制最原始的一种，这是我们推测其时代较早的唯一依据”（47）。事实上，石丘墓在中亚地区的流行地域十分广阔，吕红亮也注意到，石丘墓葬在中亚南部的青铜时代以降的Saka人群中非常流行，据研究，自哈萨克斯坦东部至南部，以及天山以及七河流域，多数Saka墓葬都筑有石围或石堆（48）。目前考古发现已表明，这一支文化已经渗透至新疆境内，如南至帕米尔高原（49），香宝宝墓地（50）就被归属于此类传统。所以他提出“西藏西部的石丘墓是否与中亚的Saka人相关，值得进一步探讨”（51）。
    在目前情况下，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地对西藏石丘墓的地域特点、年代序列、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所隐含的族属背景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廓清其发展演进的基本轮廓，但是，这类遗存与其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与交流则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5.石棺葬
    如前所述，除石丘墓外，西藏也发现有“石棺葬”，主要分布在藏东和藏南一带。藏东发现的石棺葬有昌都贡觉香贝石棺葬（52）、贡觉县城北石棺葬（53）、昌都县热底垄石棺葬（54）等。这类石棺葬在墓葬形制上的最大特点是用石板拼砌墓室，最“正宗”的石棺葬是用数块板岩插立或嵌在挖好的长方形土圹四壁，底面不铺石板（但也有例外），墓顶用数块石板封盖。随葬器物则以各种形制的双耳陶器为其主要特征。
    中国境内的石棺葬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自东北向西北再折向西南这条弧状地带上。据考古发现，最早的石棺葬出现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东北的辽河上游（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北部），另一个是西北的黄河上游（甘肃和青海），后来则主要流行于中国西南的广大丘陵山地。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东北与西北两个地区的早期石棺葬并不存在文化上的源流关系，但西南与西北地区的石棺葬则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大约在商周之际，四川西北部的岷江上游已经出现了典型的石棺葬，由于特殊的墓葬结构，也曾被命名为“版岩葬”、“石板葬”、“石室墓”等（55）。老一辈中国考古学家如郑德坤（56）、裴文中（57）、夏鼐（58）等人已经注意到川西南地区石棺葬与甘青一带史前文化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冯汉骥、童恩正先生则进一步观察指出岷江上游地区石棺葬中：“最为普遍的和最有特征的陶器双耳罐，似与甘青或陕西地区的同类陶罐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石棺葬的建造者所表现的文化，其中虽杂有很大一部分汉族的东西，其带有极清晰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的色彩，也是极为明显的。所以，他们可能原系青海、甘肃东南部的一种部族，大约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因种种原因而南下留居于此。”（59）
    如果将藏东发现的石棺葬与川西北地区的石棺葬作一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应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例如，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双大耳陶罐，双大耳上起口沿、下接腹部，其弧度基本上是鼓腹向上延伸的曲线，与岷江上游和甘青地区史前文化中发现的陶双耳罐形制相似；香贝石棺葬和昌都热底垄石棺葬中出土的弧背形铜刀，常见于甘青地区的四坝、齐家、卡约和寺洼文化，也在岷江上游石棺葬中出土。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Ⅰ式双耳罐器口平面呈橄榄形，与四川茂汶城关石棺葬早、中期墓葬中的Ⅳ式、Ⅵ式、Ⅶ式双耳罐，甘孜县吉里龙石棺葬中的Ⅰ式双耳罐，四川巴塘、雅江石棺葬中的Ⅰ式双耳罐，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中的Ⅲ式双耳罐形制接近。香贝石棺葬中出土的Ⅲ式双耳罐从口沿接于腹部，与吉里龙墓葬中的Ⅱ、Ⅲ式双耳罐，巴塘、雅江石棺葬的双耳罐形制一致。此外，香贝石棺葬中的双耳陶簋，小双耳从口沿接于肩部，圆腹、圈足，耳和颈部饰有刻饰纹饰，与云南德钦纳古石棺葬中Ⅰ型Ⅰ式双耳罐，巴塘、雅江石棺葬中出土的陶簋也很相似（60）。
    因此，早年笔者曾经指出：“具体而言，藏东昌都香贝石棺葬从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与古代川西高原、滇西高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以及岷江流域等处石棺葬文化之间的联系”（61）。近年来，李水城先生则进一步推测，由于气候和环境改变以及人口压力，约从公元前2000纪下半叶，部分来自甘南的寺洼文化人南进到岷江上游寻求发展空间，将石棺葬文化带到这个地区，“此后，随着这批外来移民在川西北地区扎下根，势力不断坐大，并将石棺葬这一文化特质相继传入到四川境内的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一带，进而持续地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广阔丘陵山地，并沿着南北向的河谷传播到金沙江上游、滇西北、藏东、黔中和黔中南等地”（62）。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这个推测是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