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藏史前玉器的发现及其西传
    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悠久文明史，曾经创造出无数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其中青铜器、丝织品、瓷器和玉器都是举世闻名的。玉器以其细腻坚硬的质地、温润典雅的色泽，晶莹剔透的光洁几乎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始终。
    什么是玉？历来对它有不同的解释，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将那些色彩艳丽、质地细密、表面光洁的美石皆列为玉，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列出了140多个带“玉”旁的字，其中许多都是古人认为的“美石”。现代人们对玉的解释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玉指软玉、硬玉、碧石、蛇纹石、水晶、玉髓、玛瑙、斜长石、汉白石、石英岩、芙蓉石、松石、青金石等，传统的古玉学家们一般采用这个定义。狭义的玉指的是软玉、硬玉、蛇纹石和独山石，这个定义相对比较严格，被考古学界广泛采用。
    玉器在中国古代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和广泛的分布地域，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都发现过史前时代的玉器，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发现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的玉器，年代距今约为7000年左右，而制作最为精美、纹饰最为丰富的则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玉器，其中不少玉器都带有神秘的兽面纹和神人纹，被认为是用于原始祭祀的礼器。那么，在冰封雪覆的西藏高原，原始人类是否也曾经发现玉这种“美石”并且制作和使用过玉器呢？长期以来，对于西藏高原史前玉器发现和研究都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似乎这片人迹罕见的荒原上并未留下用玉的遗痕而游离于中华史前玉文化圈之外。20世纪以来西藏高原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了解西藏史前玉器流行情况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
    西藏高原最早发现的玉器，是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根据《昌都卡若》发掘报告，当中有好几件器物都是用硬玉制成的，如石凿标本F18∶9，形体修长，刃部平齐，器体较厚实，出土时顶部已残；石凿标本 T13②∶206斜平顶，形体也是长条形，体厚，带有平刃；石凿标本T3②∶118出土时上半部已经残破，从残存部分观察原来的形体是中锋斜刃，一侧棱脊上仍然保留着切割玉料时断裂的痕迹；石凿标本F8∶82通体被磨光，两端的偏刃在同一面磨成，器体厚实，横剖面约呈长方形，制作得相当精细；石凿标本T14扩②∶19器体扁长，弧刃在扁平面上磨出，窄刃的一侧边向另一侧边磨出，两刃的方向相错。石刀标本T13④∶214是一件体形狭长的石刀，石刀上由两面穿有小孔，使用过程中残断，但人们并未将其舍弃，而是在残断处再磨出刃部，将其改造为石锛使用。另一件石刀标本T61④∶26平背弧刃，背部有刻槽穿孔。除了制作石凿、石锛等刃部要求坚硬的工具之外，卡若遗址的居民还用硬玉制作石镞。标本TG4H1∶2是一件形状呈桂叶形的石镞，通体加以磨光（11）。
    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高原首次科学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这些玉器，揭开了西藏高原史前玉器发现的序幕，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从这些玉器来看，都是采用硬玉制作而成，虽然器形比较简单，但仍然需要经过选料、切割、打磨、开刃等一系列治玉工艺，表明当时人们通过长期制作石器，已经对各类石料中质地细腻坚硬、表面光洁温润的玉石有了一定认识。这些玉凿、玉刀和玉锛的形体、长度都十分小巧，在卡若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中属于形体较为精巧的一类，可见人们对这类玉器的外观、色泽也独有钟爱，将其选择作为制作兼有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小件器物的原料。
    继昌都卡若遗址史前玉器发现之后，1990年在西藏拉萨市北郊的曲贡遗址当中，又出土了6件保存得较为完整的玉器，其中有玉锛4件，玉凿和玉镞各1件。玉锛标本T122③∶73，材料为蛇纹石（假玉），顶端略残，两侧平齐，棱角分明，刃缘呈弧形；玉锛标本T129②∶74，上端残失，两侧平齐，刃缘略平，比较锋利。方形锛1件，玉锛标本T102④∶177，材料为软玉，顶端残损，棱角分明，刃缘呈弧形，有使用过的痕迹。玉凿1件，标本T102④∶174，器体表面呈墨绿色，条形，表面磨制光滑，一面平齐，一面起双脊，顶端与刃缘均残失。玉镞1件，标本T149③∶167，体扁平，宽铤，锋刃有残损（12）。曲贡遗址出土的这6件玉器中，有两件经过了闻广先生的鉴定。他在鉴定意见中还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前玉器文化发展趋向和玉料来源问题，认为各地区的史前玉器文化发展总的来看是自北向南和自东向西逐步发展，因为拉萨曲贡遗址的年代要晚于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所以基本上是符合这一规律的；此外，曲贡遗址出土的两种玉可能出自同源。由于在藏北和藏南均有这种岩性的超基性岩布分，尤其以藏南距拉萨为近，所以曲贡玉器的来源很可能源出于此（13）。
    综合考古学与地质学两方面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较为有把握的得出这样的初步结论：早在史前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原始居民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居民们一样，对玉这种“美石”已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有所认识，虽然当时在意识形态上还不一定能够上升到诸如红山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玉器那样具有社会复杂化表征的高度，但西藏原始先民们显然已经具备从大量石材中选择质地坚硬、色泽鲜明、表面光润的玉石来制作小件、精致的器物，并且对这类质地的器物更为珍视，这和同时期祖国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的玉器文化所走过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拉萨曲贡玉器的发现，还有力地证明这是目前中国史前玉器发现的西南界，成为中国史前玉器文化分布版图上重要的一环。从上述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史前玉器来看，在器形、种类上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例如都是用玉制作的小件的玉凿、玉锛、玉刀、玉镞等器物，玉的种类均有地质学上所划分的“真玉”和“假玉”两类等等，表明两地玉器的源头很可能是同源。考虑到西藏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新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西藏原始先民对玉的认知与利用或有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个地区观念和技术上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西藏西部紧邻的斯瓦特（Swat）河谷洛伊班史前墓葬中也曾经发现过一件玉珠（14），吕红亮认为整个南亚次大陆史前遗址中均不见玉器，所以斯瓦特河谷中零星发现的玉器，其源头无疑与西藏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相关。如果这个结论可信的话，那就有理由进一步推测，西藏史前时代的先民还将玉这种代表东亚文化特质的器物通过某种交换方式传播到了南亚印度河上游地区。
    曾经有学者用“玉石之路”来形象指代通过中原至西域在“丝绸之路”开启之前我国史前玉器的西传及其西域的文化交流路线。由于西藏高原处于“世界屋脊”之上，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条件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却很少有人将目光投射到这片似乎与世隔绝的荒原大漠。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在冰清玉洁的雪域高原上，这些晶莹剔透、细腻坚硬的“美石”，同样早已被西藏原始先民们所认知，他们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原始部族几乎同步，早在距今5000年前就以玉为美，赋予它们特殊的寓意和审美价值，让玉的光辉与冰峰雪原交相辉映，成为祖国边疆最西端一道亮丽的玉石文化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