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麦类作物的东渐
    和玉的西传相对应，南亚印度河流域的麦类作物也东传到雅鲁藏布江流域。根据植物考古学的研究，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栽培的农作物种类包括有麦（Triticum Compactum and Tritcum sphaerococum）、六棱带皮大麦（Hordeum Vulgare）、扁豆（Lens culinaris）3类，晚期甚至出现了稻米。西藏山南地区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H2中发现了栽培的青稞、小麦以及脱壳粟，其中麦类颗粒达3000多颗。吕红亮认为，西藏昌果沟遗址的碳十四年代测定为距今在35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年代和克什米尔新石器时代第三期的年代相仿（15），所以雅鲁藏布江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麦作农业，“很可能是克什米尔的麦作农业东渐的产物”（16）。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可以推测，西藏新石器时代人群与外界发生交往或联系的时空范围，从藏东三江流域到横跨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流域，再到西部的外流水域（如印度河上游），曾经有过南北-东西向的长距离文化交流存在的痕迹，其规模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至于这种远程扩张与交流的内在动因与外部原因，还应当结合西藏远古环境与气候变迁等因素来分析讨论。如同已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大约距今7500-3000年的中全新世，西藏高原的气候随着全球性气候转暖出现过一个相对的高温期，当时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代高出3-5℃，气候相对潮湿温暖，对于高原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17）。这个时期在藏北、藏西发现的细石器地点均分布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区，最高者已超过5000米，说明在高原气候转暖的中全新世，人类活动的高度与广度都有较大扩展，尤其是海拔较低的原始人群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向海拔较高地区扩散迁移。在距今约4000-3000年间，随着新冰期的出现，气候再次转向干旱寒冷时，高海拔地区的原始人群又可能朝着气候条件相对温暖潮湿的河谷地带迁徙（18）。所以，中全新世“高温期”的出现与消失，或许是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从内部动因而论，原始部落内部人口的增长、食物生产与消费需求之间形成的压力、新的资源开发与争夺等因素，都有可能促使高原上的原始人群不断开拓与外界交通的渠道，扩大交流与贸易的时空范围。
    二、早期金属时代的交通与贸易
    关于西藏考古学上的“早期金属时代”这一概念，考古学界对此已经有过定义（19），如果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这个时期大约相当于史籍所载的西藏高原各“小邦”时期。据《汉藏史集》记载，西藏各小邦一开始有“二十五小邦”，后来又有“十二小邦”以及零星的“四十小邦”（20）。《贤者喜宴》也记载最初有“十二小邦”，后来发展成为“四十小邦”（21）。《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收录的P.T1286中记载了“小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称“在各个小邦境内，遍布一个个堡寨”，这些小邦包括著名的象雄、娘若香波、娘玉达松、琛玉、苏毗等，分布范围广阔，包括阿里、卫藏、工布到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几乎遍布今天西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22）。这个时期，由于金属的冶炼与利用提高了各个部落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使其活动的范围、能力以及对外扩张的强度都较之新石器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从而使这个时期也成为西藏史前交通与贸易空前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一）文献所见高原各部之间的征服与贸易
    进入到早期金属时代之后，高原各部族之间、各部族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通与贸易也在石器时代的基础上不断拓展，范围和规模都有所扩大。当时各部族之间的交通商贸，往往都伴随着战争与征服而展开，这从文献记载中可以透露出若干线索。
    《隋书·女国》记载，位于西藏西部的“女国”就有丰富的外销产品：“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瑜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23）至唐代初年，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四“婆罗吸摩补罗”条下也记载了“东女国”与周边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关系：“此国境北大雪山中，有苏伐剌拏瞿罗国（唐言金氏），出上黄金，故以名焉。东西长，南北狭。即东女国也。世以女为王，因以女称国。夫亦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种而已。土宜宿麦，多畜羊马。气候寒烈，人性燥暴。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珂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所言的“东女国”也就是《隋书·女国》中所记载的“女国”，其物产的特点是以产出羊马、上等黄金而著名。
    在藏文文献中，类似《隋书·女国》这样的商贸记录也有不少。如萨迦·索南坚赞在《王统世系明鉴》第八章中记载，松赞干布的父亲朗日论赞“战胜了汉人和突厥，从北方得到了食盐”（24）。王小甫先生结合《隋书·女国》中“尤多盐，恒向天竺兴贩”的记载综合分析后认为西藏西部上古时期可能存在着一条“食盐之路”，即“女国从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盐，再向南贩往天竺和吐蕃”，并具体论述说：“朗日论赞从北方的突厥地得到食盐，实际就是从西域得到食盐；食盐输入吐蕃的道路，就是经过女国/大羊同的道路……这条‘食盐之路’是吐蕃人最早知道的通往西域之路。”（25）实际上，古代的女国/大羊同或藏语所称的象雄（即今天的西藏西部及北部地区）一带本身就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天然盐资源，天然盐湖占到西藏全区湖泊总数的70％（26），很可能本身便是重要的盐产地，似乎不必远向北方的突厥去寻求食盐。吐蕃的食盐很可能应当主要是通过西藏西部的女国/大羊同/象雄输入的。黄颢先生在对《新红史》一书的注释中引《汉藏文书》的记载称，朗日松赞时期，曾从查松汀湖一带以小麦为代价运取北盐南行，并对取盐者给予60个单位的小麦作为报酬（27）。朗日松赞时期与各处的商品交换还包括“于蔡邦山得金、于格日岩得银，于成波岩得铜、于热嘎山得铁，于北方拉措湖得盐”（28）。文中所称的“查松汀湖”和北方的“拉措湖”从名称和地望上看都不会远到突厥境内，应当就在藏北或藏西一带。
    黄颢先生所引藏文史书《贤者喜宴》中还记载，吐蕃赞普达日年斯时，“将当时三分之二的小邦纳入到吐蕃统治之下，本巴王、吐谷浑王、昌格王、森巴王及香雄（象雄）王等均被征服。娘、贝、嫩等氏族也被纳为属民。其时，墀托囊尊蒙（即门墀托日囊赞）之子，他制造升、斗及秤，以量谷物及酥油。此外，还出现了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在此之前，吐蕃尚无交易及升、斗和秤”（29）。由此看来，随着吐蕃对各小邦的征服与吞并，不仅各小邦之间内部的交通网络已经打通，还出现了横跨和纵贯高原的远程贸易系统。
    虽然直接涉及道路与交通设施的记载不多，但在文献中也有所涉及。如《新红史》记载，在吐蕃赞普布代贡杰时代，其弟茹拉杰任大臣。此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据《汉藏文书》所记已经能够“引水灌溉，开垦草原，以炭冶炼矿石，而得金、银、铜、铁，水上架桥”（30）。这种能够在水上架桥的能力，不仅表明当时具有横跨江河的桥梁施工技术，也暗示着某些固定的交通路线已经形成。
    综上所述，随着高原各部族之间的战争、兼并和不断融合，尤其是以吐蕃本土最为强盛的雅隆部落对高原其他部落的征服，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已经初具轮廓的远古交通格局进一步拓展，以政治融合为中心伴随而来的经济与文化交流也以更大的规模和力度展开，为后来吐蕃最终统一高原各部、建立吐蕃王朝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