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东石棺葬也向西扩散影响到了藏南地区。在山南地区的隆子县境内调查发现了库久塔、夏拉木、玛尼当、聂荣、秋俄、吞玛等地点的石棺葬，这批石棺葬均系用整块石板拼砌墓壁，石棺底部多不铺石板，石棺墓顶部用片石封盖，具有“正宗”石棺葬的特点。但是，出土器物却与藏东、川西北、滇西高原石棺葬文化有较大区别，均不见前述地区最具特点的双大耳陶罐，出土陶器中以圜底球形腹罐、带流双耳陶罐等为其特点（63），而这些器形与西藏中部腹心地带的曲贡石丘墓出土陶器更为接近，具有更为浓厚的西藏本土特点。由此推测，石棺葬在向西藏高原西部扩散传播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融入了更多的本土因素，当属于“石棺葬文化”在西南山地扩散的“末流”。
    就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本文所界定的“石棺葬”和“石丘墓”似乎在西藏高原中部地区大体上以山南隆子、错那一线为界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此线以西主要分布着各种类型的石丘墓；而此线以东则分布着与川、滇等地“石棺葬文化”具有若干共性的石棺葬，并且越向东则“石棺葬文化”的因素越强烈，越向西则石丘墓的比重逐渐增加。这个现象的背后是否隐含着高原各古代部族之间在空间领域上各自占据的状态，值得进一步研究。
    6.大石遗迹
    童恩正先生认为，与石丘墓相联系的另一种古迹是大石遗迹，并指出西藏的大石遗迹也是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征的遗存（64）。关于西藏大石遗迹的发现及其象征意义等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本文主要从文化交流的层面略作论述。
    大石遗迹是一种世界性的古代文化现象，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在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地区都有分布，从类型上可分为墓石、独石、列石、石圈、石座、石台和金字塔形建筑等，其种类不但丰富，而且形状、功能、性质也不尽相同，一般称为“巨石文化”和“大石文化”。
    欧洲西部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已经出现了大石建筑（65），被认为是带有城市文化特点的居住遗址。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在欧洲北部的英伦诸岛和丹麦、比利时、德国北部以及意大利等地区也出现了大石建筑。这一时期的大石建筑大致为独石、石棚、石圆圈等几种类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斯通亨古（stoneheng）和杜灵威环石塔（Durrington walls）的环状列石类建筑，被认为是与天象测时和原始宗教崇拜有关的祭祀性巨石建筑。大约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地区也出现了大石遗迹。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中亚也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遗迹，其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以作标识等用途或与太阳崇拜有关的石圆圈。此外，在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乃至苏门答腊、爪哇等地以及南亚的印度都发现过不同形式的大石遗迹，主要是石棚、石圆圈等墓葬祭祀类建筑物（66）。
    我国除西藏地区以外，在东北、北方、西北、西南等地区都有大石遗迹的分布。如从东北到西南的所谓“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分布着许多用大石建筑的石棚和大石墓，作为墓葬的一种形式，时代多在战国秦汉时期（67）。北方内蒙和新疆地区的鹿石是与中亚的同类大石遗迹连为一片的，为欧亚草原古代游牧民族的遗存。西南的成都平原在大约战国以前的古蜀国时期也流行大石遗迹，主要是一些与墓葬和祭祀有关的独石和列石（68）。其实在中原文化区内也存在一些大石遗迹，如山东铜山丘湾商代遗址中立有4块大石，周围还有2个人头骨和32具狗骨，被推定为人们祭祀土地神的石社（69）。但是由于此处遗迹相关遗存较丰富，且在传统文献中有相关材料可比定，一般没有将中原文化区内的此类遗迹笼统地放入大石文化来考虑。
    从上述材料可知，我国其他地区的大石遗迹，尤其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其以东地区的大石遗迹主要是作为墓葬，而西藏地区的大石遗迹主要分布于藏西和藏北，以规模宏大的列石等最具特色，其与欧亚草原上的大石文化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杜齐认为：“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库诺尔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斯丕提”（70）。即认为“大石文化”是从北和西两个方向进入西藏高原的。
    从地理位置上看，西藏高原北连欧亚草原，西接西亚高地和南邻印度次大陆，东边又是我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交汇点和转折点，其在公元前2000年以来的整个“大石文化传播带”上处于一个关键的结点。因此，李永宪认为：“在世界的东、西方以及亚洲南、北地区的大石文化传播交流过程中，西藏高原都是主要的通道地区，在某种意义上讲，西藏高原神秘的大石遗迹正是欧、亚两大洲‘大石文化’连接地带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高原古代建筑艺术中具有抽象美的‘纪念碑’，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大石文化传播带上的一座‘路标’”（71）。因此，虽然目前对于西藏史前大石文化的解析还有若干需要细化的环节，但将其放置在欧亚文明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认识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7.岩画与动物纹饰
    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在西藏高原发现了分布极为广泛的古代岩画，其延续的时代从史前时期一直到吐蕃时期以至更晚（72）。根据岩画的内容特征，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岩画主要分布于藏西和藏北地区，岩画地点包括日土县鲁日朗卡、阿垄沟、日姆栋、康巴热久、那布龙、塔康巴地点以及改则县先遣地点、文部加林山地点等（73），其特点是均为旷野露天岩画，部分地点与石丘墓共存，岩画的制作方法有凿刻法、敲琢法、磨刻法等。在整个亚洲岩画分布地带中，西藏早期岩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岩画最为接近，尤其是与相邻的新疆、青海等地岩画在艺术风格、题材上都具有共性。例如，西藏早期岩画中出现了众多牦牛、鹰、鹿的形象，这些形象同时也在青海岩画中发现，这表明分布在高原东北部的青海岩画不仅与西藏岩画具有相似的地理生态环境特征，而且两者在文化特征方面也具有青藏高原土著文化的特殊意义（74）。更有学者进一步论证指出：“西藏、青海岩画中所具有的某些北方岩画因素，正是通过高原东北通道及青海地区与北方游牧文化发生交流的结果”（75）。与西藏西部相邻的印度拉达克（Ladak）的桑斯噶尔（Zang-shar）、巴基斯坦的拉合尔（Lahul）等地发现的岩画也具有和西藏早期的若干共同特征（76），表明通过这些山谷和溪流形成了历史久远的游牧人群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