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交通设施
    西藏史前居民早在距今约5000年前，便开始有了原始道路的整修工程。在藏东昌都卡若遗址第二层地层曾发现两条残断的道路，第一条道路（编号L1）残长5.4米、宽0.6米，呈东西向延伸；第二条道路残长4米、宽2米，也是呈东西向平行延伸。从残存的道路遗迹观察，这两条道路的修筑方式是首先平整路基，用土夯实，形成厚约7-20厘米的路基面，然后再用直径约6-13厘米的石子铺设于路基之上，石子与石子之间用泥土加以填充，使形成的路面坚实平整（116）。虽然这两条道路都是铺设于卡若遗址聚落之内的“村级公路”，但由此可以想象，西藏史前居民已经十分注意交通道路的整备工程，其与外界的交通在道路走向的选择、交通路线的设计、路面的修整等方面也应有所考虑。
    在高原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和恶劣气候条件下，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和道路畅通，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史前先民们还创造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交通标志，其中大石遗迹中的独石（menhirs）和列石（alinements）就有不少具有这种“路标”的作用。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曾对西藏发现的大石遗迹作过很详尽的描述：
    我们在西藏的许多遗址上都发现地上摆着巨大的石块，或是一堆，或是成堆的石块。它们有时摆成圆形，有时则为方形或排成直线。一堆石块中往往有一块或三块较高的矗立着的石柱。这些石柱仍然保留着未经雕琢的自然状态。如果有三块这样矗立着的石柱，那么中间的必定要高于另外两根石柱。例如，我们在西藏边界地区的普（Spu）就曾见过这样的石柱，普是每年举行庆祝活动及节日的集合地。在夏布格丁（Shab-dge-sdings）的山上及多扎宗（Doptakdsong）和萨迦之间的路上都可以见到用直径2-3米的巨石组成的规模庞大的柱石群，它们排列成圆形。也有排成椭圆形的，中间的柱石或有或无……我本人已经注意到了通往西藏西部喜得卡（gzhi-sde-mkar?）的高原上，在玛法木错湖附近的吉乌（By-iu）及西藏边界地区的噶尔羌（Garbyang）和多札宗的那些巨石石柱……班公盐湖南面的石碑与夏布格丁遗址有相似之处。“长石”这一称呼本身就意义非凡。劳瑞茨在这里发现了十八块平行排列的竖石，每一排的末尾都有一个用巨石排列成的石圈，由未加工的石料堆砌而成的祭坛对着它。在每一圈中都有我们在普、多扎宗和噶尔羌发现的那种较高的石柱。所有的石柱都是从东至西地排列着。劳瑞茨将它们与布列塔尼地区的卡纳克（Carnac）古时用于建筑物或纪念碑的巨石排列进行了比较。这个遗址很可能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用平行排列的石头划分和保护的圣地，又是一个墓地（117）。
    从上可见，杜齐推测这类大石遗迹的性质大体上有几种可能性：一类是墓地，一类是祭祀遗迹，还有一类独立的大石则可能为盟誓时所立的石碑或墓地的标记（118）。我们认为，除了杜齐所提到的这几类功能之外，需要补充一点是的，从某些大石遗迹的分布规律来看，单独的石柱（一般称为独石）或石柱群（也称为列石）有些朝向当地著名的“神山”或“圣湖”一类自然崇拜物，或者是分布在重要的路口或山口，有些“列石”还用石块排列成箭头状（119），所以，不排除它们同时也能起着“路标”的功能。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西藏古代先民们又创造出了在路口、山口堆放“玛尼堆”的做法，这可以视为受到早期大石遗迹影响的延缓性结果。这些玛尼堆一方面具有宗教信仰意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指引路人方向、祈求和保佑路人平安的重要交通标志物。
    水面上架设桥梁，在江河纵横的高原地区是一项高难度的工程。西藏古代架桥的历史始于何时尚无直接的考古遗存可资证明，但许多藏文文献都记载早在吐蕃王波德贡甲在位之时，即有了在河上架桥之事（120）。此王处在西藏古史传说时期，有意见认为大致可将其在位时间比定为公元1世纪前后（121），若此说可信，则西藏架桥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早期金属时代。
    （三）交通路线
    最后，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史前时期西藏最主要的交通路线的形成及其大体格局问题。西藏史前时期交通的形成与发展，从社会历史的层面而言，是在西藏史前文化内部各部族及其与周邻地区文化与族群之间不断交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特定的高原文化在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中发展的产物。结合前文中与交通和贸易有关的考古材料综合分析，西藏史前交通的基本格局可以归纳为“双层三线”，所谓“双层”，即以高原内部自身形成的交通网络为内层，以高原和周邻地区的交通线路为外层；所谓“三线”，即以高原东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3个主要方向形成3条主要的交通路线。
    1.内层
    西藏史前社会各族群之间，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早期金属器时代，已经形成了内部的交流渠道和交通网络。如藏东昌都卡若文化与藏南林芝发现的磨制石器两者之间十分相似，而山南昌果沟遗址与拉萨曲贡遗址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藏北的细石器传统和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现的细石器和小石片石器之间显示出若干共性，石棺葬文化从藏东一直延伸到山南，石丘墓从拉萨曲贡墓地到藏西和藏北都有分布，这些现象均足以表明高原史前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始终没有间断过。文献记载在经历了各“小邦”之间长期争战与兼并之后，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在高原逐渐形成了3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分别是位于西北高原的象雄（羊同）部落，位于藏南河谷一带的雅隆部落和位于唐古拉山南北麓的苏毗部落（122），公元6世纪之后，雅隆部落在征服兼并其他各部之后最终形成吐蕃王朝。这个高原部落之间兼并与统一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高原内部各部落集团之间不断迁徙、交流、融合的过程，对于高原内部交通网络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2.外层
    史前时期西藏高原与周邻地区也形成了长期的交往与联系，从前节中列举的考古发现来看，西藏史前文化与其北部的新疆，东北部的甘肃、青海，东南部的四川、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印度、克什米尔等地，都有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交流，从而形成西藏与高原外部周边地区和国家交通往来的第二层网络。汉藏文献所记载的“食盐之路”、“麝香之路”、“高原丝路”等等往往成为这些交通路线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