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古材料所提供的物证
    除了文献记载之外，在这个时期的西藏考古材料中也透露出一些与古代文化交流有关的物证或者线索，可作以下初步的归纳：
    1.带柄铜镜
    拉萨曲贡遗址石丘墓中出土一枚带柄铜镜，同时在拉萨河谷至少还有两件类似的带柄铜镜传世。这类带柄铜镜不属于东亚的具钮镜系统，而与西方西亚、中亚及南亚一带所流行的带柄镜相似，明显属于西方的带柄镜系统。无论其传播路线如何，它们在造型意匠、器物形态等方面都是在早期金属时代传入西藏高原的“外来事物”是可以肯定的。
    2.双圆饼首青铜短剑
    阿里札达县格林塘墓地M6中出土了一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类似的青铜短剑在北方草原地带以及中国西南山地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中曾大量出土（31）。尤其是在与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相距数千公里之外的四川盐源青铜器中，竟然发现不仅在器形上、而且在装饰细节上都与前者十分类同的青铜短剑（32），这只能解释为两地之间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贸易与交换行为的结果，也再次证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各部族之间已经具备这种长距离交流的能力。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推测西藏西部发现的这柄双圆饼首青铜短剑通过雅鲁藏布江经藏东从西南山地传入的可能性最大，只是目前还缺乏必要的中间环节的衔接。
    3.早期黄金制品
    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出土过一批早期的黄金制品，种类包括黄金装饰品、面罩以及动物形牌饰等。西藏的早期黄金制品与我国西北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流行的黄金制品具有许多共性，从总体上来看应是属于同一个大的系统（33），我们认为：西藏考古出土的这批黄金制品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系统早期金银器在时代上处于大体相同的一个年代幅度以内，很可能接受其影响。如果考虑到吐蕃王国形成过程中与北方草原民族发生不断交往、融合的历史背景（34），这些早期黄金制品或许是从北方草原地带以匈奴、鲜卑为代表的“胡系民族”传播到西藏高原的。
    4.石丘墓
    对于石丘墓、大石文化和动物形纹饰这3种类型的考古遗存，童恩正先生早年便以其宽广的学术视野指出：“石丘墓、大石遗迹及动物形纹饰三者都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广袤的欧亚草原西起匈牙利，越过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经过中亚而达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是众多的游牧部落生活和争战的舞台。千百年中，他们在这一地域内留下的石丘墓及大石遗迹斑斑可考。而大约从公元前两千年开始直至中古时期，动物形纹饰一直是这些草原民族传统的艺术主题，其风格虽有时代的不同和地区的不同，但具有某些一致性。西藏的北部和中部出现的这些因素，无疑应属于这种草原文化的一部分。”（35）这一结论直到今天看来也仍不失为对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出现的这几类具有明显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的考古学遗存最具学术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所需要的只是对细节的补充和更深入的阐释。
    西藏的石丘墓形制与内涵都十分丰富，早在1925-1928年，中亚考古队的罗里赫（N.Roerich又译为劳瑞茨），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中部的霍尔（Hor）、南茹（Nam-ru）、那仓（Nag tshang）等地曾有过发现，其特点是在墓上以石块或石板环绕成一椭圆形，头向一端竖立一块大石板，出土器物有青铜三棱镟、叶形铁镞等（36）。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又积累了不少新的资料（37）。总体而论，在地表以石块垒砌墓丘是这类墓葬最重要的标志，典型的例子如拉萨曲贡遗址中的石丘墓（38），阿里日土县境内发现的阿垄沟墓地（39）、阿里皮央·东嘎发现的朗布钦、萨松塘、格林塘3处墓地（40），阿里噶尔县纳恰、察库尔、曲松多、泽蚌4处墓地（41）等等。这类石丘墓地，墓内一般也采用石块或石板垒砌墓壁，形成所谓“石室墓”，但也有采用竖穴土坑木棺或穹隆顶墓室者。石丘之下的墓葬体积相差极为巨大，小者仅可容纳一具尸身，大者则已形成为巨大的积石冢，与欧亚草原地带“斯基泰文化”中的积石冢、蒙古及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早期石丘墓在构筑方式与积石堆形制上十分相似。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西藏的石丘墓主要分布在藏中和藏西地区，而在藏东地区则以传统意义上所称的石棺墓（也称为石棺葬、石板墓等）发现较多。石丘墓和石棺墓这两种类型的墓葬在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考古学文化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首先，石丘墓在墓葬形制上最大的特点除了地表有石砌垒砌的石封堆之外，还往往发现有大石遗迹（如独石、列石、石圈等）与之共存；石棺墓地表一般没有发现封石和大石遗迹。其次，石丘墓的墓室一般采用不甚规则的石块垒砌，墓内结构简单，墓室即为棺椁；而石棺墓则用经过人工修整成形的规整石板加以砌建，墓内结构有的较为复杂，砌出头箱、边箱。再次，石丘墓出土的器物群往往各自具有地域性特点，如西藏、新疆等地发现的石丘墓多以单耳、圜底器、带流器为多，新疆多彩陶，而西藏则偶见彩陶，大多是以褐色陶居多；而石棺墓所出土的陶器则多以双大耳陶罐作为典型器物，形成较为一致的考古学文化风格。最后，两者背后所隐含的考古学文化属性也各有区别。石丘墓分布地域广泛，从中亚沙漠、南西伯利亚、阿尔泰草原地带直到我国新疆、蒙古高原一线都有发现，其文化内涵和族属情况较为纷杂；而石棺葬则相对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过去曾被学界命名为“石棺葬文化”，其族属情况也相对石丘墓而言更为集中于我国西北地区以氐羌为代表的民族集团。目前，传统意上的石棺墓在西藏高原主要发现在与川、滇西北相邻的藏东地区，另在藏南的林芝、山南隆子等地也有零星的发现，但可以确认其和本文所界定的石丘墓不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西藏各地发现的石丘墓在随葬器物上既有差异性，也有一些共性。以藏中和藏西两个区域为例，西藏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石丘墓出土器物主要以陶器为主，陶器中以圜底器居多，占总数的90％左右，平底器仅出3件。陶器器形有陶罐、陶盆、陶杯、陶钵等，圜底器主要器形有单耳杯、双耳罐、束颈罐、带流单耳杯、钵以及舟形杯、浅腹杯、深腹杯等，平底器有平底盆和小平底深腹杯，陶色以红褐色居多，均为手制，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多夹砂陶，占到陶器总数的75％左右（42）。西藏西部阿里皮央·东嘎发现的朗布钦、萨松塘、格林塘3处石丘墓地出土的陶器也是以圜底器为主，器形有罐、钵、杯等，尤其是以一种敞口、单耳的球形腹圜底罐最具特色，陶色也是以红褐色为主，但以泥质陶居多（43）。此外，曲贡和阿里的石丘墓中死者的葬式都流行二次葬，大部分墓葬尸骨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