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克什米尔河谷新石器文化的编年初步可分为三期，其中第三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布鲁扎霍姆遗址第二期和Gufkral遗址第一期C段为代表，绝对年代为2000-1850BC。参见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4-35页。
    （16）吕红亮：《公元前第一千纪跨西喜马拉雅的文化互动：西藏西部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39页。
    （17）王富葆：《一万年来青藏高原气候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的初步研究》[A]，《第四纪冰川与第四纪地质论文集》[C]第二集，北京：地质出版社，1985年。
    （18）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古近代交通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年，第36-37页。
    （19）西藏的石器时代终止于何时？铜器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铁器又是什么时候传入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在西藏考古史上发现的一些年代可能较早的金属制品，都属于传世品或采集品，不仅来源不详，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由非专业人士所记述，并非考古发掘的出土遗物。因此，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根据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西藏史前可能曾经有过一个“早期金属时代”，并将其年代的上下限设置得极为宽泛：“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代，而结束于公元6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参见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J]，《文物》1985年第9期。
    （20）达仓宗巴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1页。
    （21）黄颢摘译：《贤者喜宴》[J]，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22）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23）《隋书》[Z]，卷83《西域传·女国传》。
    （24）萨迦·索南坚赞著，陈庆英、仁庆扎西译注：《王统世系明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页。
    （25）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32页。
    （26）徐华鑫：《西藏自治区地理》[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96页。
    （27）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5页。
    （28）同上。
    （29）同上。
    （30）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注：（新红史），第140页。
    （31）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A]，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史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37-447页。苏奎：《西南夷地区三种含北方系青铜文化因素短剑的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30-39页。
    （32）刘泓、唐亮：《老龙头墓葬与盐源青铜器》[J]，《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33）霍巍：《西藏高原早期金器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J]，《西藏研究》2001年第4期。
    （34）格勒：《藏族早期历史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8-85页。
    （35）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6）童恩正：《西藏考古综述》，《文物》1985年第9期。
    （37）可参见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38）曲贡遗址共发掘出土晚期墓葬29座，只有少数墓在墓口上有砾石块堆成丘状的封石堆，由于后期破坏严重，没有发现封土堆现象。此类墓葬内部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主要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故发掘和报告整理者将其命名为“土坑石室墓”。笔者认为，虽然只有少数墓葬地表上残存有石丘，但可以基本肯定这是当时地面的标识行为，应当具有普遍性，可以据此将此类墓葬列为“石丘墓”。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第五章“土坑石室墓”，第185-209页。
    （39）李永宪、霍巍、更堆：《阿里地区文物志》[M]，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2-133页。
    （4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系、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西藏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古墓群试掘简报》[J]，《考古》2001年第6期；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西藏自治区文物事业管理局：《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R]第八章“墓葬”，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