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注意到，西藏岩画中出现了一些十分显著的“欧亚草原因素”。其中如阿里地区日土县境内发现的“日姆栋岩画”，动物具有鹿形大角、身饰横置“S”形纹饰或双涡纹等特点，这些动物的造型令人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纹”。如前所述，西藏西部岩画中的“动物形风格”主要的艺术特征是：首先，在图案中出现了猫科动物逐鹿的场面，鹿均作“回首”奔驰状，鹿角宛如飘带，有多个分叉，前后肢均饰以漩涡纹，尾部短而上翘。在这类纹饰中，捕食的猫科动物的口部或蹄爪都非常靠近被追逐的草食动物的尾部，而草食动物则在惊惶失措中向后回首张望；其次，动物的头部出现了大而分叉的双角，这些角的形象常常用双线勾勒，飘动于身后；再次，这些动物的身躯上出现了横置的“S”形纹样或者繁缛的漩涡纹样。这些鲜明的特点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斯基泰风格”极其相似，可将其归入到欧亚草原岩画传统，并与其周边的“中亚岩画丛”、“阿尔泰岩画丛”相互衔接，可视为“欧亚草原岩画圈”中的“高地亚洲类型”（77）。汤惠生将青藏高原岩画中一些造型夸张的鹿的形象归入所谓“斯基泰鹿”的艺术范畴，其特点是鹿的吻部很长，呈鸟啄形，鹿角呈波浪形。这种鹿的动物纹饰过去多见于中亚地区，多流行于斯基泰人艺术中，故而得名。实际上，这种风格的鹿不仅见于斯基泰文化，在整个北方草原艺术中都十分流行，其分布范围也不仅仅限于中亚地区，在我国除青藏高原之外，在新疆、内蒙、甘肃、宁夏等地也均有发现（78）。西藏岩画中类似的鹿的形象的发现，可视为这种艺术风格传播影响的结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藏早期岩画中出现了一些姿态怪异、兽首人身或饰有羽毛的神灵形象，具体的例子可举阿里日土塔康巴岩画，在表现一个游牧部落举族迁徙移动的宏大岩画场面当中，这类身饰羽毛、手执圆鼓的神灵形象格外引人注目（79）。类似的形象在拉达克一带发现的岩画中也有发现，被称之为“人面兽身的怪物”（80）。不少学者都认为这类神灵形象可以联系到西藏史前土著宗教苯教的巫师来加以比定。有学者还进一步论证指出：
    西藏岩画中的这种具有北方艺术风格特征的鹿，目前仅见于西北部日土县境内的若干地点，因此我们认为西藏岩画中的这类与中亚青铜文化或广泛的北方狩猎游牧文化有关的因素，可能最早是由高原西北部的河谷地带传入西藏地区的。还应当提到的是，大致产生于这一时期的西藏苯教也可能与其西邻文化的交往有关。据苯教典籍记载，苯教起源于西部象雄地区。象雄苯教的起源以及象雄文字的起源都系与其西邻之文化之间的交流有关，而西部古象雄文化与西邻文化的这种频繁交往、接触则使该地区成为西藏向西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81）。
    总之，西藏早期岩画的内容表明，在广阔的高原北部和西部地区，活跃着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经济基础的若干支高原史前部族，他们使用弓箭、弩、套索等工具并借助马匹、猎犬、猎鹰来追猎、围猎、伏猎各种动物，放牧的牲畜主要有牦牛、羊等，他们已经掌握有相当数量的金属工具，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征战能力，在大规模的移动游牧活动当中，与高原周边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与交流，结成欧亚草原文化链条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他们或许也是西藏原始宗教本教早期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将这种带有浓厚“萨满文化”色彩的土著宗教伴随着远程移动迁徙从高原的西方传布到东方。
    8.蚀花料珠--“gzi”
    童恩正先生曾经指出：“在西藏的古代遗物中，发现最广且至今仍受人珍视的是料珠，藏语称之为 gzi。有的是农民从耕土中探得，有的来自古墓，伴随出土的有铜或铁的箭镞。料珠有两种形式，一种为椭圆形珠，有黑、白、棕色的条纹，夹以白色圆斑，圆斑又称为‘眼’，数目从一-十二不等。另一种为圆形珠，上有虎皮斑纹或莲花纹图案。关于这种料珠的时代和来源，目前尚难以肯定，但其中无疑应有公元七世纪以前的遗物。西藏的传说都认为料珠来自伊朗，这种可能是确实存在的”（82）。直到今天，这类多属后世仿制的料珠仍被藏族人民称为“天珠”（83），认为是从天而降的“神物”，备受珍重，成为人们之间交换贸易的重要奢侈品之一。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于这种被称为“gzi”的料珠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如赵德云认为这类珠子可能属于蚀花肉红石髓珠（Etched Carnelian）一类的珠子，在西藏早期的考古材料中并无实例发现，目前唯一能够确指的是青海都兰智尕日6号吐蕃墓出土的5件蚀花肉红石髓珠（84），这“应是目前有明确出土单位的唯一发现，但已晚至盛唐时期”（85）。吕红亮则认为在早期的考古材料中，山南隆子县石棺墓中曾出土一件黑白两色相连的珠子，其形制呈圆筒形，中穿一孔，应归入到“蚀花石珠”一类来看待。他在文中还提及意大利藏学家杜齐曾在西藏发现过几枚这样的珠子，上面的蚀花为平行线纹，奥地利学者R·贝内斯基·沃克博士也曾在西藏东北部的居住遗址中发现过和箭镞一道出土的石珠，可以相互作为比较（86）。汤惠生则认为西藏发现的所谓“gzi”这类珠饰在世界各地的古代遗存中均有发现，古代这种料器以圆形玻璃居多，次为石料，其上多饰以眼睛状纹饰，故被称为“蜻蜓眼”。同时他还指出，在《册府元龟》卷961中所记载的吐蕃贵族与官吏用不同质地制成的标识身份等级的“告身”当中，有所谓“大瑟瑟”、“小瑟瑟”一类的珠饰，与藏族“gzi”的读音相近，很有可能是其对音（87）。
    虽然赵德云研究认为，所谓“蚀花肉红石髓珠”和“蜻蜓眼式玻璃珠”应属于两种不同的珠饰，应当加以区分（88），但我们在讨论西藏的“gzi”这类珠饰时，则不必拘泥于这种严格的划分方法。在藏族的传统观念上，事实上是将这两类珠饰都同体看待的，藏族先民们可能主要是根据珠饰上面的纹饰而不是质地和制作工艺来认定其寓意和价值。前文所引童恩正先生对“gzi”这种珠饰的形制和纹饰上的描述，实际上也包含了这两类珠饰在内。
    这里我们重点要讨论的是，西藏的这类珠饰在对外文化交流上究竟具有何种意义。藏族的传统观念认为其为“天珠”，即所谓“从天而降”的神圣之物，这与西藏历史上将史前时代的磨光石器、早期藏王、早期的佛教经典都认为是从天而降，故被奉为神圣之物和神圣之人加以尊崇别无二致。关于“gzi”的起源传说和神话当中，虽然充满了神异色彩，但也透露出若干与外界相关的蛛丝马迹。如在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当中，格萨尔王在大败“大食国”之后，掠夺了大量的珍宝，其中便有“gzi”这类珠宝在内（89）。在西藏古史中，“大食”既可专指8世纪以后兴起的阿拉伯帝国，也可泛指吐蕃以西的广大地域（90）。所以吕红亮推测，从这个传说中所透露出的历史线索“或许暗示出这种珠子的真正源头是在西藏以外的西亚，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其起源无疑可以上溯至古代，且可能是一种被吸收改造了的外来文化因素”（91）。童恩正先生也认为西藏的传说这类珠子来源于伊朗，其中无疑应有公元7世纪以前的遗物。汤惠生则进一步推测，藏区的“gzi”的来源可能有二，一是通过吐蕃--尼婆罗道来自印度；另一个是通过于阗来自中亚或西亚（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