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早期丝绸
    2006年，在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古如加木寺的大门外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葬，从中出土有丝织物，“上面有虎、羊、鸟等对称的图案和‘王’、‘侯’等小篆字，鸟的身上也有‘王’字”（93）。从公布的照片上观察，这幅丝织物以藏青色和橙黄色双色呈现图案，其构图似可分为三层结构：最下一层为波浪形的曲波纹，类似西方建筑物中的拱形柱廊，每组波浪纹当中各有一对相向而立的对鸟，对鸟身下脚踏着植物纹样，下面有“山”字形的纹样相衬托，波纹中有四蒂纹显现；第二层为如意树构成几何形的空间，在其间布置以双龙、双凤、双羊等，双龙仅具头部，与两两相从的双凤与双羊头向相反，每组动物纹饰在空白处有汉文篆字；第三层也为如意树相间隔形成的几何形空间，树之两侧各有一相背而立的狮子，狮子狮口大张，带有三重短羽的双翼，鬃毛上扬。这幅丝绸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上面织有汉字“王侯”字样，是汉藏早期交通和文化交流强有力的物证。
    过去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隋代墓中也出土过胡王牵骆驼锦，上面织有“胡王”两个汉字（94）。从图案布局上观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有一方藏青地禽兽纹锦（编号为72TAM177∶48-1），是在靛青色地上以酱红、土黄、灰蓝3色显花，图案是以四神和如意树中夹以各种野兽、禽鸟组成，构图方式与阿里出土的这幅丝织物有相似之处（95）。日本学者坂本和子认为，这种装饰图案汲取了汉锦的风格但更为复杂化，可能即为吐鲁番文书中所记载的“故魏锦”（96）。我国学者周伟洲先生也认为吐鲁番出土的这件织物文饰繁复，“与汉、魏晋以来内地丝绸工艺图案系一脉相承”（97）。赵丰先生将类似这方织物的构图方式称之为“列堞骨架”，指出此类骨架出现在藏经洞发现的早期敦煌织物中，其特点是“涡卷状的云气纹构成曲波形骨架，每层曲波有直线相连，形成类似西方建筑中的拱形柱廊”，并推测“此类锦就应是隋唐文献中记载的‘列堞锦’”（98）。关于这件织物的年代，由于它出土时是穿在墓中男性死者身上的锦袍，墓中伴出有刻写有汉字的石墓表，其中有明确纪年“大凉承平十三年”等语，周伟洲先生根据出土的石墓表和木令等考证死者下葬时间即为455年（99）。所以，这件织物的年代下限最晚也不会超过455年。此外，1982-1985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青海省都兰县发掘了一批唐代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丝绸文物（100）。其中在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中出土的一件对鸟纹锦采用小花为联纽，形成对波纹骨架排列，各骨架内均填以对鸟纹，对鸟的造型风格与阿里出土的这件丝织品上的对鸟纹相似，对鸟双脚下也踏着植物纹样（编号为M1∶S36）（101）。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中出土丝织物的年代，许新国、赵丰先生将其大体上分为4期，即第1期为北朝晚期，时间约相当于6世纪中叶；第2期为隋代前期，约在6世纪末到7世纪初；第3期为初唐时期，约相当于7世纪初到7世纪中叶；第4期为盛唐时期，约为7世纪末至开元天宝时期。这先后四期当中在丝织物构图上发生的最为明显的转折期是在第1、2期到3、4期之间，即北朝晚期、隋代的丝织物主要流行骨架式排列，到初唐时期虽然还保存着骨架式排列的图案，但团窠式的图案排列方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102）。按照这一规律，同时参照前述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丝织物的情况来看（103），可将都兰热水血渭一号大墓这件对鸟纹锦的年代大致比定在6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期这一范围内来考虑。
    综上所述，在没有其他可供断代的出土器物加以参照的情况下，参考新疆、青海、敦煌等地出土丝织物的年代，可将阿里新发现的这方丝织物大致比定在隋至初唐之前，换言之，是在吐蕃王朝击灭西藏西部的“象雄王国”。与新疆、敦煌、青海等地古墓葬中的同类物品相比较，它有可能是汉地为朝廷所织造的赏赐之物，其传入到西藏西部，不仅是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也表明历史上所记载的唐代贞观年间“羊同”（即象雄）曾遣使向唐朝皇帝朝贡并得到赏赐之类的事件不仅文献可征，而且还可以得到考古出土材料的佐证。
    上面，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大致属于西藏早期金属时代、亦即藏文古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各“小邦时代”通过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的若干物证和线索，尽管对其起源、传播的具体点位、线路、承担者以及承接方式等问题还远远无法做出详细的复原描述，但却可以确凿的证明，从史前石器时代开始，直到早期金属时代，西藏高原各古代部族就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推测，这种交流和联系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或许和公元2000年前后欧亚大陆发生的大规模族群移动、伊朗语族游牧族群南下进入印度次大陆、亚洲内陆由中北亚东部、西伯利亚、蒙古高原以及新疆、青藏高原发生的大规模族群迁徙以及其后的羌人南下、月氏西迁等事件有关（104），可备参考。但总体而言，西藏史前交通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基于高原内部史前各族群之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增加、生存环境与资源压力等各方面条件之下产生的自我需求。随着早期金属器、骑马术、车辆等事物的产生，高原各族群对周边先进的文化因素和生产技术的吸收能力也在不断加强，借以发展自身的经济文化水平，也进一步促进了这种交流的密度与幅度。其次，随着高原大小部族之间的兼并融合过程的加速，尤其是以山南雅隆河谷地带为中心的雅隆悉补野部对高原其他部族的征服，高原内部各族群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很可能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已经确定了较大规模人力、物力远距离通达的较为固定成熟的路线，从而基本上奠定了高原各部族内部交通的格局。再次，从考古材料还反映出，西藏高原史前各族群还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积极参与了远程的“国际性”贸易与交流，这种内外结合的文化交流不仅仅局限于人口或文化传统的迁移与变迁，还包括了人们的生活资料、生产工具、各类商品（其中尤其是金银、丝绸、香料等奢侈品）甚至各种牲畜等通过一定的转运方式往返于不同地区。这种远距离的转运和迁移，使人们在广袤的高原地理环境之中寻找和确认了最省时、省力，也相对安全的理想交通路线，并随之出现了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不断的改造和优化，最终形成西藏高原内外古代交通的基本格局。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西藏史前交通与贸易并非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在许多物质文化交流的背后，其实都还隐含着丰富的精神与信仰、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关于这方面的考古材料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交流方面的信息，我们将另文再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