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田在利用中国文献资料的同时，也采用了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试图以此接近“古代中国民族的宗教思想”。此外，在《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灶神崇拜》中，他为了“阐明中国民族的生活意志、生活感情”，提倡有必要通过文献和田野调查，对灶神崇拜这种民间信仰作出历史的研究。笔者以为，如果津田能够积极发挥这样的热情，对中国民众的宗教思想史作出研究，进而对中国“文学”、“文艺”中体现的中国民族、中国国民的思想史作出研究，和他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相辅相成，针对日本和中国思想史的异同，应该能够达到同一水平上的、正确且有意义的认识。
    家永三郎在《对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式的研究》第一编第四章之二《日本上代史への関心（对日本古代史的兴趣）》中有如下论述：
    为此，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学问，或者可以说是相邻科学，津田后来对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作过深入研究，尤其是比较神话学，这些在后来获得巨大成就的津田史学中，作为相当重要的因素，发挥了大的作用。
    在《对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式的研究》第三编第一章《記紀研究史上におけゐ津田史学の位置（记纪研究史上津田史学的地位）》（31） 中，家永三郎说：
    津田的记纪故事研究被称为“人为说”，原因就在于此，与此同时，也有人认为，津田只片面强调记纪故事中的“人为”性，无视乃至忽视“人为”素材中民间传承类内容也包含其中，不能不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如第一编所述，津田从青年时代开始，很早就对神话学等抱有兴趣，成为专门学者后，对神话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习越发热心，这从其著作中西洋各种学问论著之引用、相关术语原文使用之频繁也可窥见一斑。……
    关于津田利用文化人类学展开记纪研究的有效性，必须承认《新研究》完成后到其改订版《研究》正式出版为止的时期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虽然至迟从1924年以后开始，津田从其著作中抹去了这样的痕迹，即他曾经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受到很大启发，将其活用于记纪研究而获得很大成功之经过的痕迹，但实际上，如果津田的记纪研究不从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吸收大量知识就无法获得巨大成功，这一客观事实是不能抹杀的。……不过，津田从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文化人类学方法在适用上有其一定的界限，这在前面引述的关于图腾制度的见解中也得到反映，这样的意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强烈，最初积极地强调使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必要性，到后来，较之必要性，反而更为强烈地警告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危险性。
    家永认为，津田从年轻时起吸收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等，主要是为了日本古代史及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不过笔者以为实际上未必仅仅出于这个目的，也因为津田有着描述中国民众思想史的兴趣。特别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津田出于其学问的内在必然性，使他成为近代日本对中国民间信仰之道教研究领先一步的人（32），是更为值得重视之事。
    然而，津田从1920年代中期（大正末年）以后，逐渐对文化人类学方法使用的界限展开批判，加大了对文化人类学方法所带来危险性的警告（33）。例如，在《神代史の研究（神代史的研究）》（34） 的“前言”中，他指出：
    笔者虽从西洋许多学者所尝试的对世界各种民族原始宗教、民间故事，或者所谓神话的各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大的裨益，但本书既不是将其作为前述的一般学问之某一部分或某种材料来研究神代史，也不是以那些学者的种种学说为基础，轻易地或者强硬地以他们的眼光去看待神代史，而是始终研究日本神代史本身。因为有人会诧异，这本书中，没有这里提到的那些学者学说的引用，没有成为其研究资料的未开化民族精神生活的记载等，所以这里要加上一笔。
    他还在《上代日本の社会及び思想（古代日本的社会及其思想）》（35） 中指出：
    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中……近来，也有一些来自于把神代史的一切都看作所谓神话之现象。最后的这种现象体现为一种倾向，即不管何事，都以欧洲人形成的某种学说或者假说为根据，勉强地、教条式地考虑事物，这也是日本学界的一种通病。神代史的一个个故事中，并非没有可以按所谓的神话来处理者，因此，不用说，与许多民族神话相关的知识及神话学的种种学说应该予以参考，也有因此而得到合理解释之地方，但与此同时，就整体而言，神代史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欧洲人对我国神代史的研究无法解释其根本，而是试图将神代的故事和他们的所谓神话相对应，我国的学者却有追随之倾向，是为遗憾之事。
    因为这样的原因，经津田之手完成的中国民众思想史的构想，也最终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