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揭示的情况看，津田在论述日本人思想时，在“材料”的使用上，采用的是不举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书籍，专举“文学”、“文艺”的方针。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日本的“文学”、“文艺”才是日本人“生活”的体现。例如，《由文学所体现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贵族文学的时代》的“例言”中，津田说：
    笔者的目的虽在于思想的研究，但材料主要采自文学，其原因有二：第一，可以这样认为，国民之精神生活、国民的思想最为切合地表达体现于文学中；第二，笔者平素的嗜好也在于此。
    在战后版的《中国思想与日本》之一之“4在神道及国学中”的文章中，津田说：
    作为实际生活之表现的文学没有受到中国思想的拘束，这从反面证明了前面所考察的结论。无论是文学的发展，还是各种形态的形成，是受过中国文学的刺激或影响，但其中所表现的日本人的生活，和儒教的政治及道德的思想几乎没有关系。的确致力于吸收中国的知识，但试图予以表现者，全部是日本人的生活、日本人的生活感情、日本人的生活意欲。……日本人的道德生活，无法通过那些以传授中国道德学说为主要职责的学者的讲解得以了解，而只能通过文艺作品将其表现出来。
    虽然日本思想这一研究领域，我因为是门外汉而没有评论的资格，但津田仅仅从“文学”、“文艺”选取“材料”的方针，我认为不是全面的、正确的思考方法。事实上，对于津田的这一思考方法，从一开始就有批判出现（29）。
    另一方面，在论述中国思想时，作为“材料”，津田采用的是以儒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他常常责难儒教并不植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中，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不整合、不协调。必须指出，把两种不能完全在同一层面上比较、对照的东西，随意地加以比较、对照，并立论，这在材料的采用上是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当时津田可以用来把握中国民众思想的资料（例如道教、民间信仰等）很少，研究的方法（例如文献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田野调查等）、研究成果的积蓄等也不够发达、不够充分。然而，津田的问题意识、研究姿态、研究方法本身存在问题，这才是根本的原因。
    关于成为根本原因的问题意识、研究姿态、研究方法，有许多问题需要讨论，这里仅就和本文有关的两三点作出研究。--例如，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儒教移植到日本之后，和日本国民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一种津田的根本问题意识；为了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出于比较、对照的方便而讨论中国的思想，即称为“作为方法的中国”、“作为方法的亚洲”的非内在的研究方法；尽管自己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只到汉代为止，却断言中国思想在汉代发展就停滞了，这样一种中国文化停滞的意识形态（虚伪意识）；在价值评价方面，事实上否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世界史上只有现代西洋文化才是唯一的至高点，非西洋文化也要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样一种一元论的历史观等等。
    （三）对中国民众思想史加以描述的热情
    在津田研究生涯较为早期的阶段，他也有过把中国思想史当作民众思想史，而不是当作以儒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去描述的念头。例如在《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古代中国人的宗教思想）》（30） 之“一绪论”中，他论述道：
    这项小研究的目的在于，依据所谓的先秦文献，时而也参照秦汉时代的资料，考察古代中国民族的宗教思想。其方法，依据对文献所见宗教上的仪式及风俗习惯的观察，探寻从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此为主，对思想家著作及文学上散见的宗教思想的考察，历史事实的检索，此为辅。……那么，如何才能从这些文献中抽绎出仪式及风俗习惯的真正意义，或其中本来所存在的思想呢？这就有必要和其他各民族的宗教思想作广泛的比较对照，以人类整体宗教思想发展的历史作为参考。因此，作为考察的一般背景，一定要有近代人类学者、宗教学者、社会学者等作出的与这方面相关的各种研究。满洲、蒙古，其他中国周边各民族的宗教思想，也应当有着与古代中国民族的宗教思想可以比照、相互发明的地方。此外，关于中国民族自身，知道后世展现的民间信仰的状态，不用说也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一方面，通过这些文献可以确认古代及现代的未开化民族中有着共通的低级的思想，另一方面，还有着高级的思想，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有的色彩，如果这是事实，那说明人类共通的宗教思想在中国的民族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向发展下来，同时，这反映出和中国民族性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言之，这就明确了人类宗教思想发展史中中国民族的地位。
    ……必须指出，无论是知识社会的思想还是民间信仰，其根本之处是相同的。但区别在于，在知识社会中，仪式上祭祀被礼典化，思想上神被理智化、抽象化，而在民间，仪式保持了仪式本来的宗教性质，神的体现中，既有animistic（原始宗教的）灵魂的存在，同时更进一步被人格化了。因此，作为宗教，民间信仰虽然低级，却是本质性的东西，巫祝之类之所以有其势力，其仪式之所以往往带有凄怆之气，或伴随狂热之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