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的批判
    众所周知，津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亚洲主义”。津田为何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都一贯主张“亚洲并非一体”，说“亚洲”、“东洋”之概念不成立呢？首先可以想到的是，津田对战前政治意义上、军事意义上的“亚洲主义”、“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有着强烈的反感和危机感。例如，津田在《支那思想と日本（中国思想与日本）》⑧ 的“前言”中说：
    这两篇文章，虽然都是这次事变以前所写的东西，在因事变使得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往成为现实问题重新提起的今天，再次将其刊出，我想并非没有意义吧。日本人面对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化时，还有中国人面对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文化时，需要正确的见解，这一点没有比今天感受更为强烈了。因为如果这种见解中存在错误，然后又依据错误的见解企图作些什么活动，那么发展下去，我感觉可能会有可怕的结局。
    文中提到“这两篇文章”，指的是津田的论文《日本に於けゐ支那思想移植史（日本的中国思想移植史）》和《文化史上に於けゐ东洋の特殊性（文化史上东洋的特殊性）》，“这次事变”指的是1937年开始的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用当时的日语说就是“日支事变”。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读出，津田对于把日本和中国轻易地称作同文同种的国家，鼓吹日、满、中一体化以抗击美英，讴歌侵略战争之类空洞宣传之横行的义愤。这正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反“亚洲主义”，反“东亚新秩序”，反“大东亚共荣圈”，是津田史学最为健康之精神的体现。
    津田还在《东洋文化、东洋思想、东洋史》⑨ 一文中指出：
    东洋文化或东洋思想之类的话，是在与西洋文化或西洋思想相对立的意义上为一部分人士所使用的，这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这表示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的思想还是属于东洋，因而和西洋是相对立的。这看上去和国际关系中与西洋各国势力相对抗意义上的东洋主义、亚洲主义之类东西也有某种程度的关联，究其根本，看来还是因为存在这样的思维，即把日本人的文化和现代西洋的文化对立起来，把现代日本人生活中西洋文化的要素当作外来的东西，而视东方的要素为其固有的东西。在所谓思想问题议论纷纷的近年，特别出现了一些大声疾呼这类言论的人士，正是出于这一缘故吧。……要之，日本人的生活，其文化、其精神，即便在过去，也没有和中国及印度成为一体，是完全不同的。我并不主张日本固有精神贯通古今始终存在，而主张日本有着独特的历史发展，因而也培养出了其独特的文化、独特的生活。
    关于津田政治上、军事上的反“亚洲主义”和文化上、思想上的反“亚洲主义”之间的关系，家永三郎认为，津田文化上、思想上的反“亚洲主义”随着时势的变迁，转化为表现为政治上、军事上的反“亚洲主义”⑩。笔者对家永的这一见解基本上赞同。
    实际上，针对津田的反“亚洲主义”，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小野清一郎的《东洋は存在しなぃか（东洋是不存在的吗）》（11），曾作如下指责：
    否定文化上的东洋这一世界的存在，也就是否认东洋各民族间具有精神上的关联……这样的话，日本人作为“现代文化、世界文化，亦即所谓西洋文化”的领略者，正代替西方人，继续做着西方人在东方曾经做过的事情，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地化、半殖民地化。然而，这决不是日本民族所想做的。我们要克服过去那种无视民族性的世界主义--在将西洋文化视为唯一的世界文化这一点上，毋宁说这和津田博士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在认识到民族之现实性的同时，也超越简单的民族主义，各个民族尊重相互的个性，而在传统的东洋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形成新型的东洋文化，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理念的东亚新秩序。……我担心津田博士的学说……因为看不到东洋的普遍性，会阻碍东洋文化新秩序的发展。而且，将日本的文化轻易地等同于西方文化，会抛弃日本固有的文化，认为西方文化是绝对的，可以说这会酿成严重的非民族的思想。
    此外，就1939年冬发生的所谓“津田左右吉事件”，丸山真男《某一天津田博士与我》（12） 一文提出了以下的证言：
    被博士点到的一个“学生”站起来，开始“提问”。用词虽然客气，但好像是事先准备好的那样，滔滔不绝，而且速度渐渐加快，接近演说的调子。关于“提问”的内容，我记不清每一句话了，但其主旨大体如下所示：
    先生的讲义，说中国的儒教，不过是中国古代极为特殊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一群知识分子将希望寄托于历史而随意制作出来的各种观念的集合体，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及政治几乎没有产生作用，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也和民众的实际生活几乎没有关系，因此竭力贬低其价值。不仅如此，先生还完全否定儒教和日本文化之间的联系，断言日本和中国之间共通的“东洋文化”是不存在的。
    表明津田的反“亚洲主义”成了当时右翼学生攻击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