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那时开始，津田反“亚洲主义”的实质已是对中国的蔑视、对亚洲的蔑视。这种观念，第一，来自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所见日本国民思想的研究》等论著所追求的日本文化之存在方式完全不同、毫无关系，这种认识与津田的日本研究及中国研究之相互关联性有关。第二，如果仅仅指出日本文化是独特的、中国文化也是独特的，这两者间没有什么优劣，但津田把日本文化经过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形象，看作已获得、达到了世界文化亦即西洋文化的普遍性。对中国的蔑视正是从这一居高临下的立场产生出来的“脱亚入欧”思想的必然产物。而且，津田的反“亚洲主义”，只不过是从历史事实的层面，始终对“日本、中国、印度各种文化是同一的”之主张加以批判，并没有深入追问“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所带有的帝国主义政治上、军事上的问题性、欺骗性，是一种软弱的认识（13）。
    虽然这么说，但因为津田持反“亚洲主义”的立场，所以他绝不支持侵略中国的日本军事行动。《支那再建の指導精神にっぃて（中国再建的指导精神）》（14） 是他战争期间应东亚研究所的要求撰写的稿子（具体的执笔时间不清），从这批文章可以看出紧迫的战争状态下形成的津田的新思想。--日本针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的“行动”必须“有利于中国之民族、中国之国家”。日中相互间的“利益”是在“通商关系、经济关系协调而且紧密之基础上产生的”，只有通过这样的关系，“民族的融和才会出现”。要停止日本对中国再建加以指导、决定中国今后政治方针之类的政治干涉，应该促进民族的自决、自治。“日本精神”等是日本民族生活中独有的东西，无法强行推行于有着不同民族生活的中国人身上。中国的政治必须依据“东洋道德的精神”、“儒教的政治思想”的主张，没有意义，无法实行。因为“三民主义”对“中国的青年阶层富有魅力”，是“与他们的现实生活要求相符合，从他们自己的身体中生发出来的”东西，因此应以“三民主义”作为指导精神。“东亚协同体”、“东亚新秩序”等，从世界整体的新秩序中孤立出来就不能成立，如果无视中国人的意向就无法成立，等等。这些就是津田的明确主张。我就是以震撼的心情阅读这些文章的读者。
    三、战后的“亚洲并非一体”论
    在日本，到了战后，类似战前的“亚洲主义”不再成为大的问题。但是，在战后世界美苏冷战格局中，新的“亚洲一体”思想与运动出现了。这是对亚洲社会主义的期待，同时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联盟，也就是不属于美苏任何一方的第三世界解放的思想和运动。众所周知，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倒向苏联一侧，在中苏矛盾、对立产生之后，重心又转向了第三世界一侧。然而，对这种新的“亚洲一体”论，津田感觉到和战前“大东亚共荣圈”有同类的危险。例如，在《亚洲并非一体》中，他指出：
    据说，最近访问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一些人提出了亚洲是一体的。……总之，亚洲绝非一体。战争期间，东亚共荣圈的说法是由军部提出来，以日本为主，为日本服务的，极其随意的主张。然而，现在一些日本人反复叫嚷亚洲、亚洲，他们的主张，从各种情况看，是自然而然地附和了苏联势力下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愿望。如强调而言，这是对中国之要求的认同，对中国主张之追随，归根结底是跟着中国的宣传走。
    主张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是一体的，采取与欧洲及美国相对抗的态度，是不值一提的。日本始终都必须作为具有独自特色的日本，采取具有独自特色的国策向前发展，同时，世界是一体的，日本是这个世界中的一部分。共产主义国家先不去说他，必须与之强化商贸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并不仅仅特别针对亚洲各国。我坚信，世界是一体的，同时日本是具有独自特色的日本。
    就是说，设置出战前“大东亚共荣圈”的是日本的军部，而设置出战后“亚洲”概念的是“苏联势力下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区别仅仅在于此。
    因此，如果从津田自身的主观立场出发，可以说他的反“亚洲主义”，战前战后始终一贯，没有变过。只不过战前是针对右翼，战后是针对左翼，因客观新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四、关于“亚洲”、“东洋”停滞的认识
    津田为什么要批判“亚洲主义”，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原因。津田认为他所生活的、同时代的中国及印度等东方各地区的社会、文化是落后的、停滞的。在《东洋文化、东洋思想、东洋史》中，他指出：
    这个新的欧洲历史是从中世到近世，再从近世到现代渐次发展下来的，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色，展开了新的世界，因此，现代的欧洲文化和古代的完全不同。然而，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在古代一次性地形成大局后，几乎再也没有变化。时间徒然流逝，历史没有发展直至今天。概而言之，在印度和中国，既无中世也无近世，甚至没有现代，仅仅只有古代而已。……因此，现代日本人生活在和中国、印度之古代文化不同的世界中，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说日本的文化、日本人的思想是所谓东洋的，和西洋的正相对立，不过是对自己现在的生活无知的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