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印度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互隔绝，其间的交通极为不便。还有，双方的民族人种不同，所居住地域风土不同，社会组织不同，政治形态不同，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而且也没有互相往来。总之，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由此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
    由此可见，津田所说的“生活”，指的是“风土”、“言语”、“交通”、“生活样式”、“衣食住”、“家族制度”、“社会组织”、“政治形态”、“生活感情、生活意欲、生活态度”、“人种”等等非常广泛多样的对象，这是导致其“生活”概念模糊，或对津田学问的解释导致多样化的原因。对于这一点，上田正昭《津田史学の本質と課題（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16） 中“津田史学的观点”作出了如下有益的分析。上田认为，津田史学中第一个应予注意的观点是，将人的生活看作是历史之物，看作是“民族史”、“国民史”，将日本历史从“民族史”、“国民史”去把握的津田史观，有可能以其师白鸟库吉为中介（兰克弟子里斯就是白鸟的老师），受到了19世纪初德国史学“国民史”的影响。上田认为，津田史学中第二个不可放过的观点是，把“生活”看作是推进历史的动力，这和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狄尔泰“生”的哲学有相似之处，因此。津田史学就是“生”的历史学。笔者虽然不赞成上田指出的第二点（后述），但他指出的第一点，可以说射中正鹄。也就是说，津田规定，所谓“生活”主要就是“民族生活”、“国民生活”，是一个超越简单“政治思想”及“文化”的、更为复杂的“统一体”。
    第二，有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津田的“国民的历史”观、“民族的历史”观就是出自他的这一规定，进而认为津田的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也是来自于这个规定，笔者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例如，渡部义通的论文《津田史学の特質と现代的意义（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17） 之“四”，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对津田“生活”概念抹杀阶级性作出了批判。对于渡部凡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东西就不算是历史学的主张，笔者终究无法认同，但他说津田因为重视“生活”而产生出他的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这个理解大概是正确的吧。
    还有，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ナスョナリズムの残映〉（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18） 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在引用津田《文学に現はれなゐ我が国民思想の研究－貴族文学の时代（由文学所体现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贵族文学的时代）》（19） 大正五年版的“序”：
    国民的思想无疑就是和国民所有的生活相同时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所谓国民思想不过是为此国民生活心灵的侧面设立了一个假定的名称，它来自于国民的实际生活，与之共同变迁，进而将国民的生活导向新的方向。不用说，国民思想植根于遥远的民族生活，随着其连续的、一贯的生活过程而逐渐形成一种国民性。……
    之后，指出了津田的思想史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史之间的共通和相异，可以说这是对“生活”概念与国民思想史、民族思想史之间关系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第三，也有学者从津田对“生活”的重视，看出他所受狄尔泰“生”之哲学的影响。例如石母田正《歴史家にっぃて（关于史家）》（20） 之“二”作出的如下推测就是代表：
    博士对作为历史学对象的“生活”之理解方法，以大正时代传入我国的“生”的哲学为基调，其历史认识论也是在“生”的哲学之逻辑下，作出极为严密的规定而发展起来的。……
    增渊龙夫《历史意識と国際感覺（历史意识与国际感觉）》（21） 之“二”及上田正昭《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中“津田史学的观点”也作过同样的论述。
    津田的“生活”概念以狄尔泰“生之哲学”为基础的见解，似源于石母田的主张，这种理解或许来自于津田的“生活”概念特别重视“生活感情、生活意欲、生活气氛”。但是“生活意欲、生活感情”这种东西，津田在《シナの民間信仰におけゐ竈神（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灶神崇拜）》（22） 一文中也求之于中国的民间信仰（23），和以知识分子的“生”为中心的狄尔泰“生”之哲学相比，面貌是不同的吧。
    顺便指出，在贝塚茂树、上田正昭、家永三郎三人谈《討論 津田左右吉の学問と思想（讨论 津田左右吉的学问与思想）》（24） 之“津田学形成之背景”中，家永三郎的发言对这一见解，即津田“生活”概念受到狄尔泰“生之哲学”的影响的说法，明确地予以否定。此外，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搁置了这一见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事实上是给予了否认。
    第四，有学者批判津田所说“生活”的模糊性，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批判津田无视阶级关系等历史社会意义上的“社会”。其代表性论文是渡部义通《津田史学的特质及其现代意义》之“四”，这虽是一种读之前就知道他要写什么的教条主义批判，但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此外，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也围绕着津田的“生活”和唯物史观“生活”之间的差异，作出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对于津田将“生活”和思想关联起来，笔者基本上表示赞同，但对其概念的模糊及其过于宽泛仍有不满。至少对于“生活”的结构性、历史性，有必要给予更为详尽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