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视具体性特殊性之历史学及对“亚洲”的否定
    （一）重视具体性特殊性之历史学及对“亚洲”的否定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津田所思考的历史学的问题，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津田在《上代史の研究法にっぃて（古代史的研究法）》（36） 中说：
    说到上面的种种学问，这样的学问与必须明确具体现象及其历史发展轨迹的历史学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作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却容易忽视，因此不是对一个个现象作出缜密研究，反而有种倾向，即对一蹴而就地得出某些概括性的结论有兴趣。
    在《日本歴史の研究に於けゐ科学的態度（日本历史研究的科学态度）》（37） 之“六”中，他指出：
    如果要使用“历史的科学研究”这一词语，我想应注意以下的问题……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在于找出生活进展中一般的、对人类来说普遍的法则，而在于具体地把握国民具体生活的形态及其进展，并将其构建为历史，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应采用假定某些一般的法则、公式，然后将其和某种国民生活相配套的方法。
    津田在其他地方也反复强调同样的主张（38），可以说，对历史学的这种规定，是他战前、战后始终一贯的、不变的主张。
    关于这一规定，有的历史学者认为这是对概念与法则、理论与类型的否定，对津田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判。例如，上田正昭《津田史学的本质与课题》中“津田史学的观点”一节有如下的话：
    第三个观点，是津田史学对概念、法则予以否定的问题。换言之，总是重视历史的个性、具体性、特殊性，而否定抽象理论与类型的态度。……
    这个观点成为出版于1938年的《中国思想与日本》根本性的思考方式，此外，也成为1947年那部出色的文艺理论《唐詩におけゐ花と酒と（唐诗中的花与酒）》（39） 的基调。这个观点更为“不断变动着的生活每一刻都发生着不同的、特殊的作用，因此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状态”这种对一次性的事实确认所证实。这一点与德国西南学派之代表、哲学家李凯尔特对历史的个性只出现一次之事实加以认可，并将此认可和一般价值联系起来的思维正相对应。
    津田史学提倡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论述，对个性最为重视，力主、恢复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被埋没了的人性，就是理所当然之事。
    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的“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指出：
    津田的观点和唯物史观正好相反，依据各种民族性、国民性将国民思想作个别化的处理，这方面的确尖锐地触及了依据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史的弱点，但却过分拘泥于历史的纵向关系，轻视横向的关系，仅将其还原为知识的交流。还有，对各民族特殊性的强调，导致对个别历史发展阶段缺乏认识，容易否定人类社会共通的文化发展阶段及阶级构成。
    从为学的方式这一角度看，为津田“亚洲并非一体”之主张提供依据者，正是他对历史学的规定。
    由此可知，津田提倡，“历史研究的任务并不在于找出生活进展中一般的、对人类来说普遍的法则”，“不应假定某些一般的法则、公式，然后将其和某种国民生活相配套”，“不应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其中，“将一般的法则、公式和国民生活相配套”，“依据概念考察具体的事实，或者依据概念规定事实”之类的方法不能成为学术方法，这一点津田是正确的。
    津田这方面的论述，虽然以一般论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事实上表现为对战前、战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根本批判。上面引用的大久保利谦《津田左右吉〈明治国家主义的残照〉》中“与战后变动时代之间的差距”的那段话，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此外，上述问题的背景，是津田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制度的厌恶，对此，石母田正《关于史家》之“4”有过以下论述：
    兰克针对启蒙合理主义理论和概念之“独裁”发展出历史存在的逻辑，相应地，津田博士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态度，试图将其和正在解体的、走向颓废的、近代社会之理论产物--“把历史理解为‘生’之哲学的表现之一”对立起来，但从时代和学问的环境及个性差异看两者的不同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旱稻田大学讲演时一个主要论点是，要维护不同民族的特殊的具体的生命，而反对世界史的必然性，举个例子，津田说：“在欧洲之所以只有俄国发生了那样的革命，形成了那样的社会，必须考虑到源头在于，俄国的地理风土及悠久历史所养成的民族生活之特殊的形态、特殊的生活氛围。”可以想象，以这样一种兰克式的逻辑，他对于现代革命的态度，和兰克一样是归之于恐怖的。（40）